高利贷资本，一方面由于其高昂的利息，对小生产者必然会有冲击和破坏作用，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许多小农、小手工业者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借贷来实现其再生产的。哲宗时期，浙西一带春夏之际，几乎家家“举债出息以事田作”。还有比如京师的花灯生产者也是靠借贷来购买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因此，高利贷资本对社会再生产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总的来说，金融是一把双刃剑，特别是信用业、金融业的创新式发展无疑是历代以来的巨大进步，这反映了我朝商品货币经济的高度繁荣，但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以纸币为例，纸币的出现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使人们的经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然而，纸币的发行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朝廷滥发纸币，致使纸币大幅贬值，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内部经济秩序濒临崩溃，社会矛盾进步激化。以上为老臣个人总结，还望皇上指正！说完便低头俯身拱手行礼！

对于大宋这家超级公司来说，如何搞钱是第一要务，历代董事长都是以搞钱为最高职业目标及公司愿景。所以也就培养和孕育出了像王安石、苏辙、蔡京等这些敛财能手的总经理，变法派领袖王安石说：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也就是说搞企业就是要搞钱，这是道义也是名正言顺的事情。旧党中人苏辙也说：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苏辙则说的更加直接，钱财乃国家之命运所系，朝廷做任何事情都是需要钱，公司的生存和破产，朝廷推行的任何政策都离不开钱财的支持，所以搞政务第一要决就是如何搞钱。

想到这里我便对殿内众位大臣说道：朝廷就是一家企业，如何搞钱才是第一要务，没有钱我们那拿什么去强军，拿什么去做社会福利，拿什么去吃饭？所以，蔡太师刚才所言的高利贷、税收、飞钱业务等都是搞钱的手段，无可厚非。朝廷就要像一个贪婪的大商人，要积极介人市场，与商贾分利。

瞬间殿内众多大臣石化住了，今日皇上这是怎么了？中邪了还是发烧了，竟然在内朝众多大臣的会议上，说的如此露骨和市井，跟之前的彬彬有礼根本就是判若二人。一时间大家都彼此面面相觑，就连蔡京也是一头雾水，这皇上的葫芦里到底卖的啥药呢？对于王棣三人来说，一直高高在上的皇上竟然如此？跟之前想象中的高贵形象完全不一样。就在众多大臣懵逼之时，执政兼尚书左丞张邦昌此时站了出来说道：启禀皇上，这，大宋乃大国也，有无穷不竭之货，反妒大商之分其利，宁使无用而积为朽壤，何哉！

我用鄙视的眼神看了看张邦昌回复道：张爱卿，朕问你几个问题？此言一出，连一向见怪不怪的张邦昌也蒙圈了，便连连行礼说道：请皇上尽管发问。我便接着问道：要是朕停发张爱卿一年月奉，贵府还能天天锦衣玉食吗？要是朕让张爱卿每天蜗居于九平方的廉租房，张爱卿作何感想？要是每天让张爱卿步行来上班，张爱卿可愿意？张邦昌瞬间身躯发抖，在皇权至上的时代，皇上的话就是圣旨，吓的张邦昌连忙跪地磕头不止，口中还不忘念念到：请皇上怒罪，请皇上怒罪。

为了把众位大臣的观念改变过来，进一步提升重商的力度，便只好拿张邦昌开刀了，便怒视着张邦昌道：张爱卿也知道，要是没有钱，一位朝廷重臣的吃、住、行都根本没有办法克服，那朕请问，京师的百姓又如何度日，乡下的贫苦农民又该如何度日，朝廷要是不能给百姓好的生活条件，好的社会福利制度保障，那我们这些人就是历史的罪人，正所谓无奸不商，钱财乃是安身立命之物，与其放在重利自私的商贩手中，为何不能让朝廷来掌控这些钱，从而进一步改善民生，发展军事，强国保平安？张爱卿格局如此之小，轻视商贾之利，置国家和人民于不顾，为了惩罚其过失，特令张爱卿步行一个月来当班，而且不能迟到更早退，要是中途又车马接送，直接流放三千里。

顿时殿内一片鸦雀无声，原先大家都感觉震撼，现在简直是逆天的惊讶，这种对大臣的惩罚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让一个大臣不行来上班，这不是要了老命吗，这皇上今天是咋了，统统不按朝廷的套路出牌。但是对于刚才的惩罚，也是心有余悸，士可杀不可辱啊，这样简直比死还难受，这种惩罚真的是杀人还诛心呢。众人便都面面相觑，二眼微眨。

此时蔡京算是反应过来了，虽然皇上话粗但是理还是在的，只不过换了一种表达方式，其目的还是一样，原来还担心自己的诸多经济政策会遭到新皇帝的清算，现在才发现原来新皇上跟自己一样有着强烈的搞钱欲望，虽然之前自己是被迫实现经济改制，为了满足老爷子的对钱财的需求，而现在不一样了，这个新皇帝骨子里就是生意人，其对朝廷如何搞钱，比起自己有过而无不及之，这才是老夫的知己啊。

想到这里便顺着我的胃口说道：启奏皇上，老臣继续禀报下矿治业的情况。为了全面了解大宋的经济运行情况，我便点头示意蔡京继续说下去，蔡京在得到我的首肯后便继续说道：朝廷一直对于矿产有着浓厚的兴趣，毕竟挖出来的铜矿、银矿、金矿，都是非常诱人的财富。朝廷为了发现更多的矿苗，开发更多的矿藏，设立“诸晓坑冶“的“检踏官“(勘探矿产的专业技术人员)，也鼓励民间积极探矿、报矿，对发现矿藏的人给予丰厚奖赏，一般情况下，凡有矿苗被发现，朝廷都会积极设立场务开采，只有位于观寺、祠庙、公宇、居民坟地及近坟园林地者，不得受理和开采。在私有物业发现矿藏，矿产的所有权归业主，不过官府要“官抽官市“一定比例。如果业主缺乏开发矿藏的人力、财力，可以有偿转让给他人。

对官有的矿场坑冶，熙宁之后，多实行“二八抽分”的买扑制，即允许私人承买矿场开发权，所得矿产，官府征收20%，矿主得80%，“二八抽分”制无疑是一项可以激发民间采矿积极性的制度。从而导致了无数冒险家怀着发财的梦想，投身于探矿，采矿的“寻宝之旅”。百姓经常说:统治，利之所在，有矿苗去处，不待劝率而人自寻逐矣。凡坑户，皆四方游手，未有责钱本而往者。为什么不带本钱的四方游手也能承买矿场？因为朝廷有一项政策：坑冶检踏官勘探到苗脉，若官府缺乏人力开发，即许雇募人工采打，或召人户开采，应一行用度以至灯油之类，并许召保借支官钱应副，候烹采到宝货，先行还官外，余充课利。承买矿场的坑户，若无本钱，可以向政府预借启动资金，包括灯油这样的采矿用品，等到炼出矿产品，再归还政府本钱。朝廷甚至承担了贷款开矿的风险：若开采不成及无苗脉，或虽有而微细，其所借官钱并与除破，即不得过三次。坑户如果采矿失败，可以不用偿还贷款;只是三次开采失败后，即失去贷款资格。

在朝廷的积极探矿政策的激励下，无数矿脉被勘探出来，得到开发，从而形成了监务坑井，殆几万计，东南之郡，山高者鲜不凿，土深者鲜不掘，失职之民，漏网之奸昼夜合作，足蹈重泉而不忧于陷，首戴川泽而不虞于压。矿石云涌，炉炭之焰，未之有熄。一泥一沙，蔑遗利矣。

得益于朝廷开发坑冶的政策，石炭(煤)被规模化开采及应用于冶铁，全国铁的产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达到了年产15万吨的惊人数量（164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铁产量为3万吨。18世纪初整个欧洲的铁总产量为14.5万一18万吨。）。随着矿业的发展，从而直接带动了铸钱币数量的激增，从开朝初期的七万贯，猛增到二千八百万贯，也就是二百八十亿枚。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按宋人的货币观念，铜钱本身就是财富，铸钱越多，国库就越充盈，国家就越富裕。西欧早期重商主义者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货币即财富，财富即货币”。这种观念当然不符合经济学常识，不过，宋代商品经济持续发展，市场无疑需要越来越多的货币流通量，只要不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货币量确实是国家财富量与经济规模的体现。

毕竟入乡随俗，我也就认可了这种钱币越是有钱的理念，便对着殿内大臣说道：矿业乃钱币之基础，同时也是发展军事装备的重要原料，朝廷以后不仅要加大勘探力度，还要在鼓励更多的百姓去参与开发，特别是石炭(煤)的开采，既能给烧制提供燃料，也能给居民过冬提供保障，要大力提倡开采。具体关于如何增加开采量，诸位爱卿回去多想想办法，有好的建议或则意见上奏采纳，实施后确实行之有效的，朕有重赏！众人已经见怪不怪我对搞钱的重视程度了，谁让自己摊上这么一位爱财如命的皇上呢，也都只好认命，但是一听说皇上有赏赐，便都纷纷行礼应答。对于升官发财，是任何一个官员都无法抗拒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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