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团州市美西公园里的几个下棋的老人中,脚蹬运动鞋,背着双肩包的余又朵找到了旬有田老人,原统战部退休干部。旬老也过了八十岁了,他的大肚腩很突出,但是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看着旬老悠闲自在的和几位老友下棋,想到父亲还没有到退休年龄就离世了,余又朵依旧心如刀绞。
她对自己说:“我是战士,战士!加油!”
从走访以来,余又朵一直提醒自己要努力用战士的心态来完成任务。余又朵深吸了口气,暗示自己要克服悲伤,战胜负面情绪。
旬老离开了棋盘,走到公园湖边的一个长椅上,示意余又朵坐下,开始了他们的谈话。
“你是丁老师学生?”
“是的,他是我的高中老师。上次遇到丁老师,他把您的号码给我的。”
“我和丁老师是团州师范学校的同学,丁老师不容易呀,一直很努力,从教小学,到教初中,最后到教高中。我很早就在市里工作了,他受有个台湾哥哥的影响,一直在基层。后来国家政策改变,他才调到市里来。”
余又朵说:“丁老师心态一直很积极,阳光,很难得,我很敬佩他。”
“你父亲也很阳光,总是面带微笑。你很孝心呀,还想给你父亲写传记呀!”
余又朵有些伤感地说:“我也没有尽到孝心,就是觉得我爸爸人好,想知道我爸爸的过去。”
旬老点点头,说:“是的,你父亲人是很好,我对你父亲印象也非常好,你父亲很乐观、善良,工作勤勤恳恳。”
“是的,最近我走访了一些他的老同事,大家对他都是这样评价的。但是,我不知道他在统战部工作的情况,想问问你们。”
“我比你父亲早在统战部工作,你父亲到统战部后,我们才认识。我依旧还记得当年你父亲才到统治部工作的情景,他有文化气息,也有干部的气质。不过皮肤黑,穿着就像农民形象,尤其那双破解放鞋很刺眼。”
余又朵苦涩的笑了笑,说:“是的,后来我二姐给我爸爸买了双皮鞋,那是他唯一的皮鞋,一直穿到去世……”
“你父亲真得很朴实,个子不高,但是看起来很健康,也很壮实。”
“是的,可能是他长期干活起到了锻炼的结果。”余又朵心里又悲伤起来,在她记忆里,父亲一直都很健康,没有想到第一次住院就永远离开了。
“我和你父亲同事了好几年。”
“是的,他在统治部工作了七年。”
旬老说:“他几乎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单位,大家都说老余工作也太认真了。其实平时我们工作直接打交道少,我们在不同部门,各忙各的。不过,我们常在一起开会。他生活很朴实,衣服不是白衬衫,就是中山装,一看就穿了很久了。不过,后来我们看见他穿了一件西服,很惊讶,他笑着解释说要接待台湾同胞,要注意形象。”
“是的,那是我爸爸唯一的一件西服。当年他向我妈要求的,他说现在不在乡镇了,衣服要稍微讲究点。他对待工作总是以主人翁的态度要求自己。”
“是的,你父亲总是忙自己工作的事情,他从不因个人利益参与小团体,不搞矛盾、不图利益,只干工作!虽说当年你父亲救过罗部长,但是,我知道他绝对没有和罗部长拉小帮派。”
“是的,我也听说过,我爸爸年少时,有天放牛,听到有人呼救,他奋不顾身救的人就是罗部长。”
余又朵叹气道:“为什么我爸爸那天早上没有人救他?”
“是的呀,你父亲多好的人,当年怎么搞的呀?”旬老也叹息道。
“我当年在外地上学,我也不知道,您是否知道我爸爸是怎么发生意外的?”余又朵勇敢地问道。
“我们也不清楚,有些传言。”旬老挠挠头,看看周围没有人,小心对余又朵说。
“什么传言?”余又朵说。
“据说你父亲是不是有点抑郁症?”旬老低声说道。
“怎么可能?我爸爸心态一直很好,他在基层干了二十多年,什么风浪没有见过?您听谁说的?”余又朵皱眉头,很冷静地问道。
“好像说是你父亲去世后,组织上开会说的吧?”旬老说。
“哦。”余又朵心里一惊,不过保持不动声色,说:“当年组织上说我爸爸因抑郁症发生意外的?”
“好像说是这样的,说是为了维护你父亲的形象。”
“啊?这样能维护我爸爸的形象?”余又朵很吃惊,心理很不滋味:难怪有人非议她父亲脑子不好呢?余又朵突然明白为什么有一些流言,无风不起浪。
“什么人定性我父亲的意外是抑郁症发生的呢?”余又朵想去证实,不过她问地很轻描淡写。
“具体我也不知道,我也是听说,也可能是别人乱说吧。再说当时单位比较忙,有好几个会议,我们都挺忙的。”旬老有意回避了余又朵的提问。
但是听到这里,余又朵又警惕起来了,问:“会议,什么会议?”。
旬老说:“都过去几十年了,不记得了。不过你放心,认识你父亲的人都知道你父亲是好人。”
“当时我爸爸部门有会议吗?”余又朵还是追问。
“这个我不知道,我不在你父亲那个部门。”旬老摇摇头回答。
余又朵本想再问,不过还是忍住了,没有追问下去了。但是,她觉得这里面似乎有些问题。
旬老感慨道:“其实对台工作,弹性很大。可以多做,也可以少做,看个人的觉悟了。有天,我看见他匆匆在路上,我问他干什么?他说刚得到一个台胞的消息,他要及时告诉这位台胞的亲属,因为家属也急切想知道亲人的消息。当时,我爱人在一旁,说:‘你们单位星期天也工作?’,我才想起来那天是星期天,我知道你父亲是没有现在工作日概念的。”
余又朵说:“哎,是的呀,我爸爸那个人心里只有工作的事。不要说时间,就是家里的事情他也很少放在心上,我给你说一件事。”
余又朵想起了一件事:“1985那年我中考,我预选上参加了第一批次的中考。成绩下来后说我考上了团州中学,材料中需要我爸爸的私章。我爸爸不知道又去哪里出差了?可能是开统战会议了吧,几天还联系不上。班主任林红急得没有办法,当着我的面用萝卜刻了个我爸爸的章用了一下。大家都认为我考上团州中学了,我也就放松没有复习了。可是,临第二批次中考前不久,又说我没有考上团州中学,我只好匆匆去考,结果考到团州三中,我父亲全程不知道。”
旬老听了,睁大了眼睛,很惊讶:“哦,这样子呀,我们都知道他人好,工作认真。我们还真不知道你父亲工作这么投入,子女这么重要的阶段都不管?没有想到……”
余又朵叹气地说:“是的,我也不怨我爸爸,没有办法,他就是工作至上的人。”
“是的,你父亲工作认真那是出了名的。”
旬老看看余又朵,笑了,说:“当年你考上大学,我还和你父亲开玩笑,我有个儿子当时在上大专,我要和你父亲结亲家,你父亲说孩子的事他哪能作主?”
余又朵听了又难过,父亲从来不会用子女婚姻作利益交换,也从不干涉子女的婚姻自由。
余又朵说:“是的,我父亲心里只有工作,他不怎么管我们,这样也给了我们自由,我觉得也挺好的。”
“我们确实都知道你父亲是好人,但是我们虽说在一个单位,但是不在一个部门,他的工作内容我们确实不太了解。人都很熟,听说他是好书记。但是他以前的事,具体我也了解不多。你写出来,我们欣赏,你真是有孝心的女儿!”
“哎,原本我是作为女儿想给父亲写传记,现在走访了一些人,现在觉得作为一位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写!”余又朵望着公园的湖水,凝重地说。
旬老安慰道:“好呀,你父亲有你这样的女儿也心安了。”
“谢谢您,今天耽误您的时间了。”余又朵很礼貌、客气地说道。
余又朵走访旬老后,回去马上翻开了父亲的病例。她看见父亲的出院记录上的两种笔迹让她愈发好奇,尤其是添加的部分“私自”,“住院期间精神木呆、寡言少语、低头静坐、性格孤僻”。
入院病例上的联系人是佟冬灰,她找了个熟人联系佟冬灰。可是令她非常意外的是:佟冬灰竟然告诉她的熟人,他是后来调动统战部的,并不熟悉余又朵的父亲。他现在常住深圳,不方便联系他。病例上明明写着佟冬灰的名字,他为什么要否认?
当年父亲意外发生后,她受了很大刺激,虽然很多事情不记得,但是依旧记得佟冬灰是代表单位负责处理她父亲意外事件的人,他怎么会不熟悉?她觉得这里面一定有她不知道的情况。
她又赶到三姐家,反馈这个问题。三姐说:“我也觉得里面有些问题,我也有困惑。爸爸儿女心其实真没有那么重,应该不会大清早去找大姐,爸爸的意外,对我来说也一直是迷。”
三姐继续叹气说:“哎,我经常想是否有个事情让爸爸的事弄个水落石出?就像那个操场杀人案,二十年后真相大白。可是等了三十年了,爸爸的事也没有新的变化。所以这次你写爸爸,我有点支持,也希望了解真相到底是什么?逃避不是办法。”
“当年公安不是介入了吗?说那天晚上突然失火与爸爸没有关系吗?”
三姐说:“说是没有关系。”
“那肯定不是他杀,这个要相信公安。爸爸那天早上到底为什么出院?”余又朵又习惯性的摇摇头:“总觉得哪里不对。”
三姐说:“我也觉得哪里不对,我觉得那个佟冬灰后来都有意避开我。有次偶遇,他眼神怪怪的,不知道是不是有隐情?我觉得不是他杀,那可能就与工作有关。但是,爸爸在家从不对我们说他工作中的事情,我们也没有证据,无从下手。”
“那你以前怎么不说?”余又朵皱眉问道。
“不是怕你难过吗?再说当年你又不在家,给你说你能怎么办?我们也没有能力和精力,所以就想算了。还是那句话:我们活得好是爸爸最大的安慰。”
余又朵看着柔软的三姐,无奈地说:“我没有责怪的意思,就是让你想想当年的事。”
余又朵想起来她的学生小叶的一句话:“单位的司机应该了解很多事情,你一定要找到司机。”
在电话联系后的第二天,余又朵就见到了当年的统战部司机。在余又朵意识中单位的司机都是有些世故的,不会说真话的。令余又朵很欣慰的是:这个司机马国栋看起来就是很朴实、善良、真诚的人,一点没有圆滑世故的感觉。
马师傅已经退休很多年了,余又朵没有想到这次见面他还带了他写的书面材料。余又朵看到材料,眼泪一下子掉下来了,内容是:“回忆已故好领导余国理同志: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余书记在新封公社担任副书记期间,有两次他带领公社干部到我所在的生产队进行生产检查。生产队老百姓开玩笑说:“余书记,你来帮我们插秧呀”。他二话不说:“好,帮你们插秧。”他脱下鞋袜就下地插秧了,他不但插的标准,而且插的还快。
还有一次,他也是带公社干部到我们生产队了解、检查生产情况。看到一位年长的老人挑担稻子很吃力,余书记帮他一直挑到生产队仓库。老百姓都很佩服他,说他是好书记。
我是1989年四月部队转业来团州市委统战部从事车辆驾驶工作的。那时对台工作任务紧,担子重,他积极宣传党对台工作、方针、政策,使台胞探亲消除(顾虑)思想。他鼓励并热情周到接待大陆往返的台湾同胞,使他们都觉得有回家的感觉。他对工作任劳任怨,从无怨言。
余国理同志是几十年的老党员,能与***保持一致,政治成熟,党性观念强,对党忠诚。能实事求是,热爱本职工作,业务上能精益求精。他尊重领导、团结同志,平易近人。他从不搞特殊,例如,领导看他经常步行到乡镇,统战部唯一的小车就安排给了台办接待台胞专用。他除了工作外,从不私事用车,而且在附近工作能脚走到的地方还是走,从不轻易用车。他总是说经费紧张,能省就省,尽量减少开支。”
余又朵认真看完,她是既怀念父亲又对马师傅充满感激,抹着泪,说:“谢谢您,马师傅,谢谢您还记得我父亲,您写得真好!”
马师傅深情地说:“姑娘,我当然记得你父亲了,他人真好,他很尊重我,经常说我辛苦,我很感动。你也不要太难过了,你也挺有孝心的,还想给你父亲写传记。”
“孝心也谈不上,他毕竟养育我二十来年,所以总觉得应该为我父亲做点什么,要不然我心不安!”
“我还记得当年你上大学时,你父亲给你寄钱,有几次是我陪他去的,他说你总说不要,你父亲说那怎么行?”
余又朵哭得更伤心了,说:“是的,我很难过,他总是说要我安心读书。”
马师傅安慰道:“已经过去三十年了,你也不要太难过。”
余又朵稍微收拾点情绪,问到:“谢谢马师傅。我父亲怎么会发生那样的事情呢?那个水塘不深呀?”
“你父亲是冠心病住院,可能是走了一段路,病又犯了,一头掉下去了,当时又是早上六点多钟,又没有人看见,那个水塘杂草又多,所以没有人看见……”
“为什么他大清早出院?”余又朵问。
“我不知道。”马师傅摇摇头说。
“会不会是谋杀?”
“那不会的,你父亲那么老实,人又好,哪里会有仇人?”马师傅摇摇手,肯定地说。
“单位有没有经济问题什么?”余又朵问。
“不会,这个我知道,一年经费才5千,你父亲常说要节省,计划着花,能省就省。”
“这5千元是我父亲那个部门几个人支配吗?”余又朵问。
“哪有几个人,就是你父亲一个人。”
“哦,就是我父亲一个人呀?”余又朵疑惑地问:“佟冬灰不是秘书吗?”
“佟冬灰是统战部的办公室秘书,不是对台办的秘书。”马师傅解释道。
“啊?这样呀?”
“是呀,当年台办只有你父亲一个人,所以你父亲很忙,他做事又认真,事无巨细地忙。”马师傅说。
余又朵突然明白,为什么父亲的档案里在对台办工作时,他隔一年就有奖状,原来只有他一个人的缘故。如果有其他人,父亲一定会谦让给他人。想到这里,她的心又隐隐的痛。
“现在台办还是一个人吗?”
“听说现在有三个人了吧?具体不知道,应该不会是一个人了。”
“马师傅,听说我父亲去世时,给我父亲定的是抑郁症?”余又朵小心地问。
马师傅看看她,没有否认,也没有肯定,说:“组织上如何给他盖棺定论我们也不知道,都过去三十年,说什么也不重要了。你也不要太在意他人的议论,尤其社会上不了解你父亲的人。”
“据说当时单位很忙,有好几个会议,我父亲台办当时有会议吗?
“可能是有个会议,三十年了,具体我记不太清楚了,你去问问别人。”
走访马师傅后,余又朵回家打开一个铁盒子,又看见了父亲的唯一遗物,那张黑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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