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在家的余又朵接到了一个固定电话，原来是组织部武副部长打来的。

“我们最近走访了好几位同志，大家反映你父亲人确实好。但是，没有像你说的那样给你父亲定过抑郁症呀？我们也没有听社会上普遍这样议论。”武副部长说。

余又朵突然接到有关部门主动打来的电话，没有思想准备。她脑子快速地思考，说：“你们去问了李剂梁副市长了吗？当年没有会议记录吗？”

“我们去找他了，李市长说，他都不记得这个事情，更没有会议记录。”武副部长说。

余又朵愣住了，思考了一下说：“不会吗？那么大的事，他不记得？”

余又朵想李剂梁副市长不承认也没有办法，她就说：“这样，过去没有给我父亲意外定性，现在定性不也可以吗？”

“这个事情你和统战部的林副部长说，他解答。”武副部长说。

“你好！余老师。”林副部长接过电话，很客气地打招呼道。

“你好，林部长，我父亲这个事情，当年没有处理好，主要原因是家人不知道实情。当年单位应该有意隐瞒了，没有做好善后事情，留下了问题。麻烦你们现在处理，真的抱歉，辛苦了。”余又朵客气地说。

“我们处理不了呀，不存在隐瞒，你父亲在家没有说工作的事情，是他个人的工作作风，那个会议也不需要保密的。你在档案里看到的对你父亲的几次奖励也不能作为评‘因公牺牲’的理由呀。”余又朵没有想到林副部长在电话里就这么轻易地否定了她的申诉要求。

余又朵听了有些不理解：“你说我父亲在统战部工作七年三次奖励，优秀党员、党风建设先进个人、统战系统先进个人都不算依据？那你觉得什么算？”余又朵反问。

“必须要媒体报道先进事迹。”林副部长说。

“啊？怎么可能，每个评‘因公牺牲’的人都要媒体报道呀？你说不算就不算呀。”余又朵有些恼火了。

“是的，我这个人比较实在，我说实话，你这个搞不成的，不要搞了。三十年前的事情，没有办法搞。”林副部长说。

“难道我的申诉内容不属实呢？我父亲的工作作风，两天后的会议，医院的病历？”余又朵问。

“哦，没有说你的申诉内容不真实。我们都很辛苦，顶着疫情走访，知道了你父亲人确实是好，我们不否认。但是你的申诉要求，我们不能满足呀。”林副部长好像语重心长地说。

“电话里不好说，我明天就去你单位找你吧。”余又朵说。

挂下电话，余又朵有些恼火。爱人李仁木在旁边听到了，担心起来，想分析单位可能抛出驳回申诉的各自理由。

余又朵说：“没有办法分析，见招拆招，我们也不了解他们掌握了什么信息。更不知道他们办事的原则与尺度，虽说有政策，但是解读就有很大的主观性，无法预测。”

“你说的也是。”李仁木点点头。

余又朵说：“但是，他们怎么处理，都要尊重事实吧？不管是我爸爸勤勉的工作作风，还是我爸爸为公发生意外都是实情呀！他们要如何抹杀？”

第二天一早，余又朵与爱人就去了统战部找到了林副部长。余又朵一看，林副部长表面上很热情，但是内骨子里少了点宽容与温情，多了点刻板与冷漠。

林副部长礼貌地招待余又朵夫妻俩坐下，对余又朵说：“你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但是你们的这个要求肯定不行。人都不在单位死的，而且三十年前的事情，怎么可能评‘因公牺牲’？这一点就否定了。”

“那你觉得，我父亲大清早走到去单位的路上干什么？”余又朵问道。

“我不知道，连公安都没有结论，我怎么能判断呢？”林副部长公事公办地说。

“你们没有去医院问吗？”

“我们去了呀，和你提供的材料差不多。”

“医院没有给我的是什么？”余又朵问。

“医院解释，有些是医学上不需要公开的，就不能给你们，连我们也不能看。他们说了按理三十年前的资料可以毁掉了，已经过了保存期，没有义务全部给你看。”林副部长说。

看着林副部长一脸好像秉公办事的自信表情，余又朵没有丝毫退缩。

“与我父亲意外事件有关的资料，一点也没有吗？为什么病历上改写那些莫名其妙的字？与入院时的冠心病有关系吗？你们深入调查了吗？”余又朵问道。

“写字的人都死了，我们怎么调查？三十年过去了，很多人都不在了，谁知道呀？”林副部长装糊涂说。

余又朵想自己是不是做事太冲动了？为了早点知道父亲意外的真相，跑去找了当年父亲的主治张竺梅医生，当时承诺不把张医生牵扯进来的。不过又想也不后悔了，因为她不去找张医生，即使统战部的人找到张医生，张医生也可以像李剂梁副市长那样，以时间长不记得，避免牵扯进纠纷。余又朵感慨，人性在正义与利益上，看来都会选择利益的。

“但是，两天后是有会议呀？”余又朵说。

“这个我们不否认呀？但是，谁说他一定是去单位？你要拿出证据呀？比如谁通知他去单位，或是他与谁打招呼的。”林副部长说。

余又朵给他问住了，不过她横下心说：“台办就他一人，谁通知他？好，我去找或者求当年的主治张医生，如果她能证明当年我父亲打招呼去单位，你们就追认我父亲‘因公牺牲’？”

这下把林副部长愣了一下，不过他马上又恢复平静，说：“即使证明你父亲与医院打招呼说去单位也没有用，去单位就一定去工作呀？也有可能拿私人物品。”余又朵听了更生气呀，但是她忍住了，她想也要允许他人提出不同的意见。

“我父亲住院有四天了，他拿私人物品不告诉家人吗？有私人贵重物品会放在单位吗？何况我父亲如此清廉怎么可能有贵重物品？”余又朵脑子快速地转动，反驳道。

“即使如你逻辑推测，你父亲是去处理工作，你父亲也定不了‘因公牺牲’，因为‘因公牺牲’必须要有突出的情节，比如抗洪或救险中。”林副部长没有想到余又朵如此会反驳，拿出最后的杀手锏。

“那你们不就是故意提高门槛，设置障碍吗？”李仁木听了，火气很大地说。余又朵制止了爱人，她想事还需要他们做，没有必要马上搞僵。

“你这样说，我不认可，89年民政部的条文上说的是上班途中发生意外可以追认‘因公牺牲’，你为什么要限定是抗洪抢险呢？”余又朵努力保持平静地反问道。

“就我知道的我们区公务员认定的‘因公牺牲’都是在抗洪抢险中，要有突出的情节。”林副部长肯定地说。

“革命工作情况复杂，过去有的地下党被特务暗杀还被追认‘革命烈士’呢，一定要抗洪抢险吗？要所谓的宏大情节吗？”余又朵针锋相对。

“我就不能理解，我父亲一辈子勤勤恳恳，你们为什么不维护他的利益？过去错了为什么不能改？你们的工作原则难道不是以人为本吗？我不懂……”余又朵很悲伤地继续说。

“我们冒着疫情去走访、核实，也是很重视你的申诉呀？但是‘以人为本’也要有事实吧？不能凭同情呀。”林副部长略带微笑地说。

“当然，非常感谢你们的辛苦！你们不是了解了事实吗？你们走访中大家对我父亲评价如何？我父亲是焦裕禄式人物不是事实吗？当年‘对台办’就他一个人不是事实吗？有首届台湾家属会议不是事实吗？”余又朵一口气责问道。

“这些都不构成‘因公牺牲’条件，如果构成，当年就认定了。”林副部长好像为难地说。

“当年不是蠢就是坏，与客观事实是严重不符合的。”

“哦，哦，你觉得人家都比你蠢、坏？”林副部长带着微笑着说。

“难道不是吗？家里人一点不追究任何人的责任，蠢！医院、单位也省心，坏！有谁对我父亲负责？”余又朵激动地站起来说。

他俩就这样争论着，几乎不相上下，谁也没有说服谁。余又朵庆幸自己有一定的文化，如果是姐妹来肯定说不过林副部长，会打退堂鼓的。

林副部长最终没有说服余又朵，只好说：“你好好想想我说的话，我们立场是一致的，再说，又不需要我们拿钱，大家为什么不维护你父亲的利益呢？”

“实际上就没有呀！不是蠢就是坏！”余又朵悲愤地强调说。

林副部长没有接话了，说：“你再想想，我是为你好，你不要钻进去了，影响你现在的生活，等我们电话。”

余又朵觉得林副部长很滑头，表面上很热情，好像把你当自己人，掏心掏肺，实际上就是忽悠你放弃。

余又朵夫妻俩离开了统战部，余又朵有些沮丧，也有些恼火。爱人安慰她说：“刚才你反应都非常好，他们也不否认你爸爸工作非常认真，甚至都没有否认是去单位的。”

“是的，我分析他们知道真相，就是家人当年太蠢了。”余又朵心又痛起来。

“他们现在又搞高标准，这个就有点不近人情了。”李仁木说。

“是的，我不理解，我爸爸死的那么惨了，还在那里摆出要严格公事公办的态度，真没有人情味！”余又朵很失落地说。

“你一直在学校，比较单纯，外面有的地方险恶地很。”李仁木说。

“是吗？有次我坐火车遇到一位老农，看起来对社会充满了怨气。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被恶人欺负，都没有地方伸冤？我说你怎么不找当地的政府？他说：‘找谁呀？干部有几个是好东西’，我很诧异。”

“你以为干部都像你爸爸……”李仁木说。

“但是，好人还是大多数吧？我还是坚信这个社会公理是普遍存在的！有争议很正常，林副部长说的又不是结论。”余又朵说，她对父亲的事情还抱有很大的希望。

又过了几天时间，余又朵给信访局打了个电话，信访局接话员回答说：“按规定在两个月期间是要答复的，可能疫情耽误了点时间，不会太久的，肯定会答复你的。”

“答复什么呢？如答复不满意怎么办？”余又朵也做最坏的打算。

“如不满意，你根据条例再复查呀，你等他们答复再说吧。”接话员说。

接下来的一天，余又朵接到本单位的电话，通知说校长要找她谈话。在校长办公室里，校长找余又朵进行了一次谈话，办公室主任也来了。

校长说：“前几天，组织部的一个副部长，还有统战部的一个副部长以及教委等几位同志来我们学校了解你的情况，也通报了你的申诉事情。有人怀疑你是不是就想给你父亲弄个‘因公牺牲’，所以才故意说给你父亲写传记，然后再收集证据，设计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证据链？’你应该不会真的是设计的吧？”校长问道。

余又朵愣了半天，心想，他们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好奇怪！又一想可能是有人内心不纯粹，以为别人都是小人。

余又朵苦笑道：“他们也太高估我的能力了，我有那个能力早干嘛去了？”

“确定不是？”校长又问。

余又朵说：“怎么可能呢？他们故事看多了，想象力太丰富了。我有这个能力或心思，怎么可能等到现在才做？”

“好，我知道了，我反馈给他们。我当时也说应该不会吧？我在这个学校也有好几年了，感觉余老师还是比较诚实的一个人。我还说：‘我看她的走访材料不是有陪访人吗？你们可以问问陪访人。’”校长说。

“我的智商还没有那么高，再说我主观想那样做，又何必到三十年后再申诉？我确实是在走访中发现真相的。”校长、主任俩人都点点头。

他们说的第二个问题是：有关部门表达了，事情已过了三十年，当年的情况也说不清，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判断过去。即使有抑郁症的结论，毕竟组织上的结论，后人也不能轻易推翻。所以，让余又朵要有心理准备。余又朵不认可，说了自己的理由与立场，校长、主任表示理解。

余又朵说：“我只是想还原历史的真相，尊重事实、尊重我父亲！”

“你的心情和想法，我们都能理解，将心比心，我们没有觉得你不应该做。我们找你正面谈谈，只是了解一下，好答复他们，他们对你的事也很重视。”校长温和的说。

“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但是做为女儿我也没有办法，我不该也不能逃避责任与义务，只有捍卫我父亲的权利到底。”余又朵强忍着泪说。

“如果有关部门就是否定你的所有诉求，你怎么办？假如，我说。”办公室主任说道。

“我觉得他们那样没有道理，错了为什么不能改？我只好不断上诉，怎么办呢？”余又朵停了一下，坚定地说：“按照信访条例，再经过上一级部门申诉，就可以社会公示。到时候再听听社会的意见吧，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公理自在人心。”

2022年12月5日上午，离余又朵申诉快三个月了，她接到统战部常科长的电话，通知她下午四点去信访局面谈。

下午在爱人的陪同下，余又朵如约四点到了信访局的会议室。她没有想到统战部武副部长，组织部林副部长及相关人员早已到了，包括她的主管部门教体局信访科也来了俩个人，其他有卫健委，公安，信访局的工作人员，陆陆续续共来了十二个人，而余又朵只有爱人陪同。

李仁木安慰她：“不要怕。”

余又朵从教快三十多年，她倒不怕，只是有些意外怎么来这么多人？不是说面谈吗？

她只能说：“这也太重视了，很感谢！”

等人员都坐定下了，林副部长宣布答复会议开始。统战部的常科长拿出几页纸，开始读起来。开始声音有点小，余又朵爱人提醒：“能否读大声点？”

常科长就调整到余又朵夫妻的对面，常科长读完，余又朵夫妻听明白了，她的所有申诉要求全部否定。

李仁木很生气，立马站起来就走，大声发火说：“既然是否定了，让我们来干嘛？”拉着余又朵就要走，大家都没有说话。

余又朵让爱人冷静下来，说：“既然来了就听听理由吧”

统站部的林副部长开始汇报此次处理余又朵申诉的工作，并提出了一个驳回申诉要求的重要理由，涉及余又朵妹妹工作安排问题。他说她家老五当年是不符合顶职安排工作的，因为86年就取消了顶职制度。当年单位积极向上级打报告申请，不仅给老五安排了，还特意选择了全民集体性质的工作，在那个年代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当年单位已经考虑并给予了人道主义的关心。

余又朵没有想到，他们抛出这个问题。她没有心理准备，她愣了一下，很快回答道：“他们应该很清楚我父亲当年意外是怎么发生的？如果当年就认定‘因公牺牲’，我妹妹本应该得到照顾，我分配时还能照顾呢！”

关于“抑郁症”定性，组织部武副部长答复：“组织上没有这个结论，只是个别人议论，社会上的议论无法避免。”。

余又朵问：“能否把我父亲的档案全部给我看呢？”

武副部长回答说：“我们有规定，有些东西是不能看的。”

“不给我看，又说没有。那我怎么相信呢？”

组织部的武副部长说：“档案里面没有抑郁症定性结论，但是你不能看档案。”

余又朵压住火，问：“医院篡改病历又是怎么回事？”

武副部长回答“那我就不知道，那是医院的事情。”

余又朵问卫健委的同志，委健卫的同志解释与林副部长一样。

余又朵愤怒地说：“我父亲责任感那么强？出院难道不招呼吗？这合常理吗？”卫健委的同志倒是没有接话。

余又朵克制了自己的情绪，说：“好，那你们说，我父亲意外怎么定性吧？”

“我们看到的文件是‘因病去世’，没有你说的抑郁症，目前我们走访中只有极个别人这么说，只能是定性‘因病去世’。”武副部长说。

“你认为‘因病去世’这个定性是客观事实吗？大众能认可吗？”余又朵反问道。

“但是你父亲到底怎么死的，也真说不清。只能说通过他的一贯工作作风，和两天后的会议照片，推测他可能是去单位。没有直接证据，而且人不在单位走的，更难定性因公。”武副部长倒是有些温和地说，但是也是在否定余又朵的申诉。

“第一，医院隐瞒了一些事情，那天我去查病例，工作人员中途接了一个电话，可能是知道了我父亲是意外死亡，然后就提高了警惕。我想病历里有些资料一定透露了真相，只是没有给我，但是我相信你们一定知道了真相。

第二，如果说他不是去单位，那他去哪里？回家那条路是绕路的，找我姐姐？在医院他从没有说过找我大姐，他在住院期间确实询问了大姐有没有回家？家人告诉他，大姐在同学家，过几天就回家。他会突发奇想，或是爱心大发大清早去找我大姐吧？这符合逻辑吗？我也真不知道是谁第一个说我父亲去找我大姐而发生意外的，这不是蠢就是坏！”余又朵快速地说了这段话，其实重复父亲的事件她的内心很痛。

大家都没有接话，会议室一下子很安静。

还是余又朵开口打破了安静，她向坐在对面的一位公安同志问道：“公安在这里，请问你们破案只要证据吗？合乎逻辑的推理不用吗？”

公安同志没有正面回答，很小心地说：“当年的事情，我不清楚，档案记录排除了他杀，当时的公安就没有深入具体调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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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又朵努力思考着自己到底要什么？父亲意外的原因她已经知道了，她要的结果是给她父亲正确的定性，所以就没有与公安争论了。

林副部长又抛出因公牺牲的必要前提，需要突出贡献的材料，或是媒体的材料，说余又朵的三十三位同走访材料不是官方的材料，余又朵进行了反驳。

他们激烈争论了接近两个小时，主要是余又朵同两位部长据理力争。不知道是不是到六点了，还是林副部长真的让步了，林副部长答应再找找余又朵父亲的材料，或余又朵再提供点材料，答复会议就结束了。

工作人员陆续离场，这时余又朵才感到有些累。余又朵没有急着离开，接过爱人递过来的水，一口气喝了一大口，长长舒了口气。

余又朵坐在会议室，想到刚才面对十二个人，几乎只有自己一个人在激烈争辩的情景，她突然想到小时候雪地里她与男孩打架的场景。她想当年父亲无私奉献，常常置家人不顾，穿着短裤在冰天雪地的工地上流汗时，她用弱小的身体保护妹妹。现在为了给父亲讨回公道，她又要面对一定的压力，她感到说不出的滋味，她想父亲是不是真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