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今日，就在我现在执笔的午后的时辰，我正和同伴们在克里姆林宫后面的莫斯科河畔散步。在清新的空气中，灿烂温煦的阳光，照在宫中教堂的金顶上，照在碧绿的河水上，照在两岸整齐高大的建筑物上，一片光明静穆的景象，使人心旷神怡。

忽然间，一群孩子，从远远的桥边向着我们跑来了。他们把我们团团围住。毛茸茸的绒帽底下，露出浅黄色的头发，白里透红的苹果似的小脸，蔚蓝的天空似的明净的眼睛，身上穿的是猩红或是墨绿的绒大衣，脚上是黑色的长统皮靴。他们向我们微笑地仰首，我们真觉得自己是被紧紧地围束在一丛鲜花之中了！

他们向我们伸开手掌，手掌上托着许多五颜六色的徽章，等我们捡起那些徽章的时候，他们又指着我们胸前的徽章，意思是要同我们交换。我们连忙从身上摘下领袖头像或是中苏友好的徽章来，替他们戴上，又把他们的徽章，还给他们，他们笑着摇头，只紧紧地拉着我们的手，偎倚地站着。

这个聚会，给我们以意外的欢乐——我们回去，检视他们同我们交换的那些徽章，真是哪一国的、纪念哪一个节日的，应有尽有，这些莫斯科的孩子，真是交遍了天下的朋友呵！

我记得小的时候读“修身”，其中有一课说：“曾子家儿不知骂，孔子家儿不知怒。”就是说：“曾子家的孩子，不懂得骂人，孔子家的孩子，不懂得生气。”我那时就觉得不骂人大有可能，不生气却很难做到，一个家庭不是孤立的，难道在整个社会里，就没有使你生气的事情？

当我看到那一群天真无邪的苏联孩子的时候，我猛然地想起那两句话来。从他们仰视微笑的眼光中，几乎使人可以看进他们的心底，看到了他们的和天空一样的明净纯洁的心。他们的父母就可能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诞生的，在新社会里长大的。他们这一辈更不用说了，连战争都没有经历过。他们在和平温暖的气候中生长，他们的周围只有爱护他们的父母、叔叔和阿姨；他们根本不知诈欺压迫为何物。因此，凡是到他们这地方来的，不论是什么肤色，说什么语言，穿什么衣服，就都是他们的亲人和朋友，他们就会一拥而来，无猜无忌地向这些陌生人伸出交换友情的手。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或是殖民地区，像这样的一群孩子，是看不见的。在人剥削人的社会里，儿童对人类也失了信心，他们怕人欺负他，怕人欺骗他，一个陌生人向他们微笑，向他们伸手，他们都会吓得跑了、哭了，至多也只是犹豫地站着不动，用防备疑惧的眼光盯着你，更不用说是主动地扑到你跟前来了。

自从世界上有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以后，人类的赤子之心，就慢慢地消磨殆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在俄国的土地上，把这吃人的制度连根摧毁了。这炮响又像一声春雷，使天真纯洁无猜无忌的赤子之心，又在这土地上到处萌芽，使这一片土地成了个友爱和平花团锦簇的世界。

那一天，在回到旅馆的路上，在我们夸赞这一群莫斯科孩子的谈话中，一位同伴笑说：“我真想抱一个回去。”但是我也常常听到来到我们中国的外宾们，称赞我们中国的孩子。他们说：“你们的孩子真好，一点也不怕生，看见我们走进来，都争着上前，笑着跳着叫‘叔叔好，阿姨好’，你们把他们怎么教育出来的？”

道理很简单，移风易俗的社会主义制度，改造了大人，也教育了孩子。短短的十年之中，和平团结的国际主义精神，已在我们孩子的心中，开出鲜艳的花朵了。

我要永远感谢和歌颂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等到世界上的人都不必羡慕夸赞别国的孩子的时候，世界的持久和平，便来到了！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五日

（原载1959年11月7日《光明日报》）

乌兰托娅的话

“老师，我脸上的眼泪，不是疼痛的眼泪；我身上的汗水，也不是劳累的汗水！这是从激动和兴奋的心里流出来的泪和汗呵！

“老师，我的腿已经不酸不疼了。阿伊古丽和次仁卓玛已经替我揉搓了半天了。她们看见我的脚抬得更高了，都高兴得不得了。她们刚走……

“您若是一定还要替我揉搓，那就趁这个时候，让我对您讲讲我自己的故事吧！

“我生在青海海西州的格尔木县，是一个牧场的蒙族干部的女儿。父亲是转业军人。母亲也在牧场工作。他俩都被评为学习著作的积极分子。我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家庭里长大，就像是碧绿草原上，在光天化日之下欣欣向荣的一棵小树，知道的只是快乐和幸福。我从我的双目失明的祖母那里，听到过父亲的苦难家史：什么父亲给青海军阀马步芳家当长工，拼死拼活地干，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呀；大叔叔被马拖死，二叔叔饿死呀。老祖母说到这里，总是涕泪交流。我想，老人们在一起，总爱谈着悲惨的往事，然后又喜笑颜开地感谢、感谢，给了他们以幸福的生活。我想：事情过去了，雨过天晴了，还总提它做什么呢？

“我十一岁的那年，妈妈带我去看电影，那天的影片是《白毛女》。从电影院出来，我只觉得妈妈拉着我的那双手，冰凉、震颤！我惊奇地抬头，看见妈妈的脸上挂满了泪珠。回到家里，她一语不发，轻轻地把门掩上，把我搂在身边，颤声地说：‘孩子，你看了汉族姑娘喜儿的悲惨故事吧？那就是妈妈小时候的经历呵！’说着她指着左手背上那一条很深的伤疤，说：‘你是在蜜水里长大的，妈妈从来不对你讲那些伤心的事情，今天，妈妈忍不住了！’这时，她哭了，我惊惶地上去紧紧地搂住她，又掏出手绢来，替她擦了眼泪。妈妈安静了下来，就慢慢地对我述说了她的故事：她从小就没有了父亲，我姥姥带着四个孩子，给牧主做工，根本没法子过活，我姥姥就把大儿子送给人家当养子，大女儿卖给一个牧主当奴隶，我的那个小姨，在打仗的时候，失散了。最后只剩下我姥姥和妈妈两人，靠讨饭过活。

不久，我姥姥连病带饿也死去了，妈妈只好一人独自替牧主放羊……在一个大风雷的傍晚，妈妈好不容易从漫荒野地里把几百只羊赶了回来，牧主数来数去，发现短了一只，他一边骂一边用鞭子抽我妈妈，还从火塘里抽出通红的火钳，朝妈妈头上打来，妈妈用手一挡，只听得哧喇一声，手上一大片皮肉被火钳夹走了，鲜血顺着手指一行一行地往下流！牧主还逼着妈妈在黑漫漫的风雪之夜，出去把那只羊找回来。这夜，妈妈咬着牙，怀着满腔的愤恨，直奔到昆仑山里……妈妈想宁可冻死饿死、让野兽咬死，再也不回到那人间的地狱里去了。以后的三年中，妈妈就过着像影片上汉族姑娘喜儿那样的悲惨生活，白天在山上奔走，夜晚在崖洞里栖身。说到这里，妈妈又哭了，说：‘喜儿比我幸运，她还可以拿娘娘庙里的供品充饥，而我呢，吃的只是野果和砸碎了的兽骨，披的是死兽身上剥下来的皮毛呵！’就这样直到青海解放那一年，我的那个送给人当养子的舅舅，才领着人民解放军——其中也有我爸爸——从山洞里把她带了回来……这时，妈妈紧紧地搂着我说：‘孩子，咱们今天的幸福日子，都是党和给的，你可千万千万不能忘记呵！’

“去年我被送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学习了。离家前夕，我的爸爸妈妈又再三嘱咐我，说：‘你能到北京身边学习，是我们政治上的光荣，生活上的幸福。这是党和给我们贫下中农子女上学的权利。你一定要听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我从小就喜欢舞蹈，在学校里就参加了业余文艺宣传队。到了学院，我就报上了艺术系的舞蹈专业。上课以后，我渐渐感到舞蹈的基本功训练对我是十分吃力的。在一班十几个同学中，我的年纪是比较大的。在练基本功时，先练的是拔腿下腰，同学们都能扶着杆子，把腿抬得高高的，而我却怎么也抬不高；同学们都能把身体向后弯成柔美的弓形，而我呢，一滴一滴的汗珠砸在地板上，身子还是弯不下去！老师说我的力量还不够，规格还不好，还要在软度上多下功夫。我从练功场出来，拖着酸痛的四肢，困顿地走回宿舍，越想越灰心。这正是人家说的，年纪大些了，骨头硬了，学舞蹈不行了，我还是改专业吧！

“我就这样有气无力地、毫无信心地练着基本功。老师和同学都替我着急。我的朝鲜族金老师再三地同我说：‘你感到吃力，主要是你顾虑太多，思想不集中。你应当配合自己的思想斗争来解放你的外形！人的骨头都是硬的，有谁的骨头生来就是软的呢？’我的维族同学阿伊古丽和藏族同学次仁卓玛，都自愿地和我结成互助组，帮助我练功。

“半个月以前，我们全班去看了舞剧《白毛女》。在观剧的几个小时之中，我感到了空前的情感上的激荡！几年前妈妈对我哭诉的往事，闪电般重现在我的眼前。那位扮演喜儿的演员，通过精湛健美的舞蹈艺术，以她的一仰首、一转身、一举足的文艺语言，深刻有力地表达出剧中人的痛苦与仇恨，快乐和幸福！我凝神地看着，先是悲愤得手足冰冷，继而兴奋得热血沸腾！从剧场出来，我挺一挺腰，长吁了一口气，伟大领袖对文艺工作者的庄严号召，在我的耳边震响了起来：‘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这时，我感到了身上担子的分量！金老师不是说过吗？我应当配合自己的思想斗争，来解放自己的外形。我一定要学好舞蹈艺术，用这有力的武器，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同心同德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来保卫党和为我们缔造的社会主义红色江山！

“我回到学院，就悄悄地一直走进练功场，在灯光下又练开了基本功。

“这半个月来，我进步得飞快，老师和同学们都惊奇欢喜得了不得！您看，我的脚抬得够高了吧？我的腰下得够低的吧？但是我一定还要勤学苦练下去！

“对，今晚上我不再练了，您放心走吧，谢谢您，老师，再见！”

（原载《天津文艺》1977年第6期）

漫谈赏花和玩猫

我为什么不说栽花和养猫？因为我从来没有侍弄过花卉和小动物，这些都是我的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爱做的事，他们把我“惯”成一个“坐享其成”的剥削者！

先谈赏花。

我的祖父爱花，一九一一年我见到他时，他侍弄的都是名贵的花。他中年时期，在福州道南祠设帐教学时，就写过十首种花育人的诗，至今他亲笔写的这十首诗，还挂在我的卧室兼书房的墙上。我看见过他侍弄兰花和莲花。在我们福州老家小小的后花园里，小径的两旁：一边是十几盆清淡的兰花，一边是十几盆红艳的莲花。摆着兰花盆的长凳腿下，还放着四个盛满清水的碟子，阻止蚂蚁顺着凳腿爬上去吸吮花露。祖父剪兰花的剪刀，也是竹子做的，为的是不伤花茎。他养出来的那些莲花，还都是并蒂的，还有三蒂、四蒂的，我在别家的花园里，还没有看到过！

我父亲栽花时，还是在工作最忙的时代，一九一一年以前。烟台也不比福州，天气干冷，因此他种的都是些一般的花，如菊花、江西腊、美人蕉之类，还有桃、李、杏、苹果等果树，只要满院子五彩缤纷，他就很满意。到了北京，他虽也每日上班，但工作上是闲散多了，而他种的花也还是这些，甚至有秋海棠、野茉莉之类更为平常的花。

说到养小动物，父亲癖爱犬、马。在烟台时期，常常带我骑马。到了北京，不能养马了，但我们家里还不断地有狗，哈巴狗、北京长毛狗都有。我的大弟弟还存有一个小本子，专记我们那十几年养过的狗，名字、毛色、专长等等。我最记得的是一只名叫“哈奇”的金黄色的哈巴狗，最机灵了，会逮耗子。它是我弟弟们的好朋友。我的弟弟们到北海划船，它会凫水跟在船后。弟弟们玩够了，骑车回家，它就水淋淋地跟在车后飞跑。惹得一位站在门口看街的老太太，向我弟弟们叫：“学生，别让您的狗跑了，看它跑的这一身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