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宫的花园内，深秋的景色如同一幅精致的画卷。落叶铺满了蜿蜒的小径，金黄与火红交织，映衬着园中依旧盛开的菊花。韦皇后与武三思坐在凉亭石桌前，桌上摆放着一副精致的双陆棋，黑白两色的棋子在棋盘上交错，他们的手指轻轻移动着棋子，看似在玩棋，实则心思全然不在棋局之上。

宗楚客、上官婉儿、崔湜、郑愔四人围观一旁，他们的目光在棋盘和两位主子的脸上来回游移，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信号。

韦皇后的眉头微蹙，她的声音中带着一丝不满：“哼！杀王同皎，魏元忠还向陛下求情说他是驸马，有功于陛下归位。”

武三思的手指轻轻敲打着石桌，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狡黠：“皇后放宽心些，我们今天不谈魏元忠，等修理完张柬之他们，我们来专门对付魏元忠。”

韦氏的眼中闪过一丝忧虑：“陛下把张柬之他们流放，我也担心他们会不会卷土重来。”

武三思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其他几个人不好说，年岁大的张柬之流放泷州，泷州地处岭南，艰苦极贫，宋之问这样的壮年都不堪忍受，我看他是不能活着回来啦。崔玄暐嘛，也快七十岁了吧，回得来吗？其他几个不好说。”

宗楚客点了点头，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肯定：“其他几个人正值壮年，是有回来的可能性。”

郑愔的眉头紧锁，他的问题直截了当：“王同皎这个驸马都能杀，陛下为何不杀张柬之他们？是不是手下留情了？”

武三思的脸上闪过一丝阴沉：“陛下的心思，我们不必妄加揣测。不过，我们可以在他们流放的路上做些安排，确保他们不会有机会回来。”

上官婉儿的眼中闪过一丝狡猾的光芒：“我们可以派人在路上‘关照’他们，让他们在途中遇到些‘意外’。”

崔湜的眼中闪过一丝阴险，他压低了声音：“下官有一策，能确保斩草除根，以绝后患。”

众人的目光立刻集中在了崔湜的身上。崔湜继续说道：“下官有一表哥，名叫周利贞，现为嘉州司马，行事手段风格，不亚于周兴、来俊臣，他一直也很想结识武王爷，我们可以派他去诛杀五王。”

上官婉儿的眼睛一亮，她拍手称赞：“对对对，这个办法好，我替你们写一道假圣旨，神不知鬼不觉，让周利贞带上圣旨，名正言顺地赐死他们，事情不就成了吗？”

韦氏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太好了，婉儿，你等会就去写圣旨，要注意保密；崔大人，你回头速去邀周利贞进宫，他带上圣旨就可以出发了。”

武三思的脸上也露出了赞许的神色：“一定要注意保密！此事若成，崔大人和婉儿都是首功。”

六人在凉亭中又商议了许久，直到夕阳西下，花园中的花儿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也在为这场密谋而低语。

在襄州，洪水才退去不久，张柬之作为刺史，正指挥着民众修整防洪堤，他的脸上写满了坚毅和疲惫。百姓们在这位老刺史的带领下，齐心协力，与自然灾害做着艰苦的斗争。

就在这时，几名衙役匆匆赶来，手中捧着朝廷命令。张柬之接过命令，只见上面写着将他流放至泷州的旨意，泷州在今天广东罗定。

他的心中充满了愤怒和失望，他没想到自已一生为国为民，最后竟落得如此下场。

“这个昏君，懦弱至极！”张柬之愤愤不平地说道，“我张柬之没想到一个皇帝，会昏庸到如此地步！如此忠奸不分！”他的胸中充满了怒火，对朝廷的决策感到极度的不满和痛心。

情绪激动之下，张柬之突然感到胸口一阵剧痛，他的话音刚落，便口吐鲜血，昏倒在地。周围的民众和衙役急忙上前施救，但张柬之已经病入膏肓，几日后，他在病榻上留下了一句“我真后悔”，便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二岁。

衙役见状，知道无法再执行流放的命令，只得回去复命，将张柬之的死讯带回朝廷。

崔玄暐的流放地是古州，古州在今天贵州榕江，还没等到崔玄暐走到，就因病去世了，享年六十九岁。张柬之、崔玄暐算是运气好，自然死亡，其他三位的命运就没有那么好了。

与此同时，周利贞以代理右台御史的身份，携带着上官婉儿发出的假圣旨，马不停蹄地赶往岭南。

当桓彦范还在流放至瀼州（今广西临江）途中，在广西贵港地界，周利贞的人马追上了他。桓彦范遭受了极其残忍的对待，被捆绑在竹桩上拖行，直至肉被刮去，露出骨头，最终在棍棒之下丧生，享年五十四岁。

敬晖的遭遇也同样悲惨。在被流放至琼州（今海南海口）后，周利贞宣读了假圣旨，随后将敬晖凌迟处死，敬晖在四十余岁的年纪便结束了生命。

处理完敬晖后，周利贞又以残忍的方式诛杀了同在岭南的韦月将。然后，周利贞一行人赶往环州，环州还有最后一个目标——袁恕已。

袁恕已在环州（今甘肃庆阳）接到周利贞的假圣旨，得知自已将被赐死的消息后，愤怒至极，大骂李显昏庸。周利贞知道袁恕已平日有吞食黄金的习惯，逼迫他喝下大量的野葛藤汁，引发体内毒发，袁恕已在极度痛苦中以手抓土，指甲磨尽，最终被竹板打死，享年四十几岁。

周利贞在完成这些残酷的任务后返回京城，因功升为御史中丞。他的升迁，是建立在对这些忠良之士的残忍杀害之上。

公元706年十月初，随着秋天的脚步逐渐深入，李显决定将都城从洛阳迁回长安。这个决定在朝会上一经宣布，便迅速付诸行动。经过一个多月的行程，李显带领着满朝文武大臣，浩浩荡荡地来到了长安。此时，距离公元657年，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移居洛阳，并将洛阳定为东都，已经过去了四十九年。

这次迁都，不仅是地理位置上的变动，更是政治和文化中心的一次重要转移。长安，作为唐朝的旧都，承载着李唐王朝的历史和传统，它的回归象征着李显对于恢复唐朝旧制的决心。而洛阳，作为武则天时期的政治中心，见证了武周的兴衰，它的退位，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在这次迁都的过程中，李显和他的大臣们必须处理大量的行政事务，确保迁都的顺利进行。同时，这也是对李显统治能力的一次考验，他需要在保持国家稳定的同时，处理好与洛阳的关系，确保迁都后长安能够顺利地承担起作为都城的职责。

长安，这座古老的城市，再次成为了帝国的心脏，它的城墙再次见证了历史的变迁。而洛阳，虽然失去了都城的地位，但它在唐朝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仍然被人们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