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声声断断祭雀影

如果说鸟类是大地上的标点，那麻雀便是最朴实的“逗号”了，机灵，随意，无处不在。

麻雀不惧人，喜在舍檐瓦片下做窝，敢扑到灶台上啄食。麻雀是犟脾气，性急情烈，有尖椒的火辣味，捉住仔雀还能养过几日，成年雀极少挨过夜的，它会不吃不喝，闭着眼，直到气绝……故笼鸟中不见麻雀。

麻雀活得简单、聪明、务实，嘻嘻哈哈、神情顽劣，酷似一群游手好闲的叛逆少年。即便在最困难和饥饿的光景，它们的合唱也犹如一部欢乐颂，或许缘此乖巧，虽嗜偷农食，却不招厌。

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说：“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所得麻雀居多。”

少时念书，每至此总心醉神迷。那时，家中养一株樱桃，春风起，粉白的花便开了，等嫩嫩的果一露尖，麻雀便浩浩荡荡来赴宴了，或整个叼走，或啃剩半粒。果熟后常见有凸凹的，像摁了手印，即是麻雀的落款了。后来，家人学一法子：在枝杈上拴些红布条，据说麻雀惧红。

回想起来，童年的乐趣，总离不开那灰蓬蓬的小影子、光溜溜的脑瓜、红红的三角爪、黄灿灿的喙、吵嘴似的叽喳声……

成人后，麻雀便从记忆底片中消退了。前几年，回老家小住时，樱桃树已不在了，毛虫害的。那些天，我总觉得眼里少了点什么，后惊醒：麻雀！麻雀呢？老人叹道，还不是农药？麻雀吃了洒药的庄稼，厌食，最后活活饿死。

我突然明白了，何以乡下麻雀开始往城里跑？何以其宁愿宿在空调风箱里也不去找农舍？

前几天，报上又登一消息：由于农药滥施，以林业著称的四川，麻雀已近绝迹。

我开始有意识打量起麻雀来。

它是怎样落到今天这地步的？

有时，动物处境和人差不多。

1955年，政府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2月，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批示道：“除四害，即在7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待研究）、苍蝇、蚊子。”（《选集》第5卷第263页）翌年，在正式通过的《纲要草案》第27条中规定：“从1956年起，分别在5年、7年或12年的时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麻雀赫然名列“四害”榜眼。自此，伴随知识分子的“右派”梦魇，麻雀的厄运也开始了，全国上下掀起了见雀即诛的，毒、网、驱、打、惊、吓、射……据统计，仅1958年3月至11月上旬，www.youxs.org，平均每人3只多。

一则新闻稿或许更能见证这场诛雀之风。1958年4月20日，《人民日报》赫然登着一篇《人民首都不容麻雀生存》——

（本报讯）从19日清晨5时开始，首都布下天罗地网，围剿害鸟——麻雀。全市300万人民经过整日战斗，战果极为辉煌。到19日下午10时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249只……清晨4时左右，数百万剿雀大军拿起锣鼓响器、竹竿彩旗，走向指定的战斗岗位。830多个投药区撒上了毒饵，200多个射击区埋伏了大批神枪手。5时正，随着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一声令下，8700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响，彩旗摇动，房上、树上、院里到处是人，千千万万双眼睛监视着天空。假人、草人随风摇摆，也来助威……为摸清“敌情”，总指挥部还派出30辆摩托车四出侦察。解放军的神枪手也驰赴八宝山等处支援……宣武区陶然亭一带共出动了两千居民，他们把麻雀哄到陶然亭公园的歼灭区和陶然亭游泳池的毒饵区……海淀区玉渊潭四周10里的范围内，3000多人从水、旱两路夹攻麻雀。人们从四面八方把麻雀赶到湖心树上，神枪手驾着小船集中射击，被打死和疲惫不堪的麻雀纷纷落水……

多年后，我参与拍摄“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片，北京有个入选国家级保护名录的项目：“聚元号”弓箭制作。“聚元号”乃清代皇家兵器坊，它生产的复合弓，曾是世界上制作最精良、杀伤力最大的冷兵器，专供皇家御射围场之用。考察其历史时，我意外得知，步入20世纪以来，它最红火、最盛名的日子竟是1958年，市民为了灭雀纷纷涌向“聚元号”，弩弓最抢手，但工期长，只得夜以继日赶造弹弓……鼎鼎大名的“聚元号”竟让小小麻雀当了惊弓之鸟，真是大材小用了。

就在上述诛雀战役大捷的第2天，1958年4月21日，《北京晚报》在显赫位置刊了一首诗，《咒麻雀》——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烧。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这篇气势汹汹的打油诗，若不看署名，谁能想到它竟出自时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的郭沫若之手呢？

麻雀夭亡，虫灾浩盛，麻雀吐出了口粮，真正的大饥荒却开始了。期间，生物学家郑作新、朱冼等人曾苦苦上谏，为雀求情，替雀洗冤，并列举18世纪腓特烈大帝诛雀的悲剧（1744年，腓特烈下令消灭麻雀，普鲁士雀影全无。不久爆发大规模虫害，腓特烈收回成命，并从外国运来麻雀）。终于，1960年，在《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称：“再有一事，麻雀不要再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而“不要再打”的原因，竟非误打，而是像1960年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报告中所说：“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粮食逐年增产”？难道1960年不是中国人饥肠辘辘的年份吗？若说麻雀罪在与人夺食，这节骨眼正该好好修理它才是啊！麻雀活得累，整得冤，死得苦，赦得也蹊跷）

“扫除一切害人虫！”直到现在，我还常从附近学校的门口瞅见“卫生大扫除”的公告，我就琢磨：这搞卫生就搞卫生吧，为何非用“大扫除”这样的斗争字眼？莫非就是从那时候落下的？

不管咋说，可怜的麻雀终获新生。除感谢政策，更要谢谢那几位专家，为了它们小小的命运，对方要在后来的岁月里背上“反对领袖”的黑锅，其命运比当年的麻雀强不了多少。比如1962年病逝的朱冼先生，“文革”中竟被砸碑刨坟。

都是麻雀惹的祸。

倒霉的不仅麻雀，还有虎狼豺豹。

记得语文课本里曾有一篇《猎户》，讴歌一位弹无虚发的打豹英雄。

那肩背钢枪、大步流星的英姿，让少年的我羡煞了眼，连做梦都想着像对方那样衣袂飘飘、游弋山林……20年后，当虎崽降生的画面上了《新闻联播》，当全球仅存几十只野生东北虎，而野生华南虎成了“天方夜谭”时，我想，幸亏当年还有枪法不准的猎户，幸亏没请这位武二爷到全国巡演，否则，今儿就真该照猫画虎了。

历史已远，动物成为阶级敌人的事想必不会有了。但人类的生产力正以更危险的步履威胁着其他生灵，麻雀再次首当其冲，因为就习性而言，它离人最近。瓦舍的消失，农药的滥施，树木的减少，旷野的萎缩，建筑的堡垒化……都是它的致命敌。

日前媒体报道：某城市正式颁布条例，严禁以任何方式伤害麻雀，否则予以处罚；同时，某城市街头以麻雀为原料的“炸雪鸽”生意火爆，据查，纯属假冒，被炸的并非麻雀，而是人饲鹌鹑。

眼皮扑扑跳，更觉心凉。

按说，俩消息对麻雀都算利好，可我凄然得很。你想想，按国人习惯，啥时候才想起关照？一种东西到了被大声疾呼要“特护”的份儿，那只能说明，它确实病危了……以饕餮著称的国嘴，何时在油锅前怜惜过什么？那“盗版”生意绝非体恤麻雀，若可能，是一定会排除万难捉来炸的，唯一原因是：雀影难寻。

真想听到正版“炸雪鸽”的消息，那至少证明：此物尚存，且具一定规模罢。

我愿老餮们能永享这一美味。

2000年

(第二节鹿的穷途

2001年11月9日，《齐鲁晚报》以“行人疯狂追杀野鹿”为题披露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目击者称——

11月6日下午3时许，一头从刘公岛“偷渡”出境的野生梅花鹿（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威海市郊登陆后，竟招来行人追杀。于是，光天化日下，一场索命与逃亡的马拉松开始了：野鹿沿公路狂奔，越过2米高的围墙，躲进一所小学里，众人紧跟跳入，小学校长欲打110报警，逐鹿者夺过电话叫嚣，“抓住杀了，鹿血、鹿肉都值钱，能卖两万块！”并警告“少管闲事”。后来，鹿被堵在了一间乒乓球室，警方赶到后，场面仍无法控制，仍有人高吼“野鹿谁捡归谁！”情势危急，警方只好与刘公岛林业部门联系，直到鹿主赶来，事态才稍有缓和。由于天色已晚，轮渡停航，有关人员决定让鹿在学校暂避一宿。深夜，竟还有垂涎者在校外溜达，一副伺机抢鹿的架势……

虽远离现场，但我想象得出，那逐鹿的一幕会怎样惊心动魄，其激酣绝不亚于警匪大片。可惜这不是警察缉拿逃犯，更非欧阳海奋拦惊马，而是对一只无辜生灵的裸行凶。试想，假如野鹿碰不到学校，碰不到那位恩公，它会怎样被撕成碎片？那场面一定和《动物世界》里的群豺分尸相差无几。

这一切，竟出自于人！竟横陈在21世纪的大街上！

简直是一场对文明的暴动。

捏着这份报纸，我体味到一股冷，一股惊悚的饕餮之冷。不仅是对蒙昧的寒心，更有对人性和同类的陌生、对文明的迷茫。有时，你不免疑虑：除了遮体的兽皮换成了化纤织物，人到底进化了多少？

那粗重的喘息，那种饥饿感，那食肉的眼神……分明背叛了人的特征。人怎会如此凶悍地捕食？两条腿怎会疯狂地扑向四条腿？一头温驯的鹿，何以被逼出和狼群赛跑的生死时速？但闻狗咬人，哪见人咬狗？影影幢幢中，在我眼里，那鹿慢慢变作了人的模样，而人群也渐渐模糊，成了人面兽身的“四不像”……

想起了远古石刻上的围猎图：原始林莽中，大呼小叫的猿人手持投枪、石块、棍棒，手舞足蹈，气势汹汹，一头负箭的鹿跪地颤抖……如果说，那茹毛饮血的荒蛮、那斗兽的惨烈乃自卫和生存之必需，那今天，面对一只无公害生灵，无饥饿之急和性命之忧的人，何以生出如此狂暴嗜血的念头？

可怜的鹿，在其惊恐的瞳仁里，那龇牙咧嘴、挥舞狼牙棒的影子，究竟算一种什么怪物呢？它会怎样向后代讲述这场梦魇？

其实，真正可怕的并非“能卖两万块”之贪欲，而是这场猝不及防的逐鹿游戏引爆的野性——那股为群体所助长、掩护和怂恿的狂暴激情。那些人，此前一刻钟还衣冠楚楚、举止得体，怎么转眼就变狰狞了呢？

想起了人的遭遇。

有时，一头鹿的命运就是一个人、一类人的命运。“人——鹿”背后，隐匿的是“人——人”的关系。既然以此待鹿，怎能保证不以同样方式对同类下手呢？那些研制细菌战的人，不就把为人准备的东西先作用于动物吗？那些窥视藏羚羊的枪口，不也毫不犹豫瞄准了防护志愿者吗？

尤须注意的是，逐鹿者不仅是人，更是人群。是人头汹涌、“法不责众”逻辑上的众。若鹿被一人撞见，即便他想追想杀，但碍于光天化日，也是底气不足，有贼心没贼胆。那么，他后来的狰狞和血脉贲张的野性又来自哪里呢？

源于人群！源于众多同类的纠集和汇合，源于“集体”“我们”“大众”这个强势存在。

法国人古·勒庞有本研究群众心理学的名著：《乌合之众》。他指出：群体氛围下，人的心理比平时更有武断、粗暴、专横的倾向，更易滋生犯罪和极端行为；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契约，在狂热的群体中往往失效；“个人可以接受矛盾、进行讨论，群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作出最轻微的反驳，也会立即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也很容易克制住。但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之生出杀人越货的念头，并屈从于该诱惑。”

群体掩护下的施暴，在欧洲异教冲突、法国大革命、德国“水晶之夜”、波黑内战、科索沃纷争、印尼骚乱中已屡见不鲜。

假如那一天，你恰逢在海边，在逐鹿现场，若你有一点“文革”记忆的话，一定会不寒而栗，一定会想起许多梦魇往事：高音喇叭的叫嚣、汹涌的棍子、歇斯底里的拳头、皮带裹着哨音的呼啸……

你会不会感觉自己正变成一头鹿？会不会体验到被宰割的恐惧与绝望？

“抓住杀了，鹿血、鹿肉都值钱！”“消灭四类分子！你不打他就不倒！”“打翻在地，踏上亿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耳熟的声音里，你难道听不出相同的基因吗？

假如历史再给其一次发泄的缺口，难道他们会做得比上回有所克制和收敛吗？

人类距真正的理性时代其实尚远。黑格尔早就说：“人们以为，当他说出人性是善这句话时，决了一种伟大的思想。但他们忘了，当最终说出人性是恶这句话时，却说出了一种更伟大的思想。”在我看来，这的表白，算得上对人最诚实、最善意的提醒了。

群恶群暴的因子，不会随伤疤和光阴一起消逝。它会像灰尘、蟑螂一样耐心地潜伏下来，趴在生活的旮旯里、皱褶里，寄生在人体的毛囊中，默默繁殖、变异，它时刻准备着，伺机掀起新的暴动……

伏契克临终告诫：人们，我爱你们，可你要警惕啊。

2003年

(第三节“恐龙胃”与“物理人生”——兼论信仰伦理于绿色生活的意义

大多数人的不幸并非他们过于软弱，而是由于他们过于强大——过于强大，乃至不能注意到上帝。

——克尔凯郭尔

几年前，一位政策研究室的朋友对我说：基层官员为何那么嗜吃喝？为何腹欲如此强烈？除了“集体同吃”能避免个贪之嫌、不被纪律追究外，关键是穷惯了、饿怕了——要知道，现在这批占据部门要职的干部，大都40岁以上，多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受害者，故对食物的一直旺盛得很、执拗得很……

朋友的话不无道理。中国人确实被穷怕过、饿坏过，但对食物的疯狂摄取，仅仅是一种对饥饿身世的矫枉过正？变态的吃喝风可简单视作对长期亏损之胃的怜惜补偿吗？若仅仅如此，仅属一种生理上的“补亏”，倒也乐观：只要经济提升了，物质丰裕了，“恋食症”即自然痊愈。可事实远非这般简单，若把超常无度的饮食挥霍仅仅归咎于一个族群的贫困史和饥饿史的话，又该如何解释南方省份那些令人瞠目的“饕餮宴”“恐龙席”呢？

媒体曾报道：深圳一天吞掉数十吨蛇。如果说深圳食蛇已成标志的话，那海南则流行吃鸟，多年下来，原本丰饶的海南翼族已被杀得片羽无几。事实证明，在高富裕人群中，人生的“口腹化”倾向非但没减弱，反而愈加膨胀。

资料显示，世界最大的野生动物消费场在亚洲，尤以港澳粤为盛。在中国菜的名录上，你尽可以找到猴脑、熊掌、蛇胆、鹿血、穿山甲、大蜥蜴、扬子鳄……正像顺口溜说的，“天上飞的除了飞机不吃，水里游的除了轮船不吃，四条腿的除了板凳不吃……”在外人眼里，这简直疯了，简直是饮食恐怖主义。

难怪有人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深不可测的胃。

那简直不叫胃，而是最大的动物坟墓。或者，应称之“恐龙胃”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