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绪福斯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传说他曾是一个国王，由于背叛了宙斯，死后被打入地狱并被惩罚在一座大山上，从山底推一块巨石上山。每当他气喘吁吁，竭尽全力将石头推到山顶时，那块巨石就又向山底滑去了。他只能回转身，再次从山底将巨石向山顶推去。在我看来，孔子就是这样一位西绪福斯式的英雄人物，他一次又一次向生活和命运发起挑战，屡战屡败，但是他屡败屡战。如果说孔子的快乐能带给现代人一些启迪，那就是他面对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外在压力时那份永不言败的执著和乐观；而绝不是于丹所说的那种随遇而安式的精神胜利法。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明威在他的经典小说《老人与海》中借主人公圣地亚哥之口说过：”你可以打败我，但不能打垮我。”从这个意义说快乐，孔子就是这样一位痛并快乐着的老人。

现在我要说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孔子所宣扬的不是于丹所谓的快乐哲学，那么是什么。如果要从《论语》中选取一句话来概括孔子的思想，我想选的是”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当然，”仁”、”义”、”礼”等在《论语》中出现的高频词汇也并非不重要，但我认为这些概念可以被涵盖到这句引文当中。孔子毕生的努力，是令周道复行于东方，即恢复他所知道和构想的周代政治、伦理制度。

孔子为什么要复行周道？可以简单说他是冥顽不化的复古主义者吗？不是。联系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曾经作为绝对权威的周天子名存实亡，诸侯之间征伐连连，政府政令朝令夕改，人民的生命财产涂炭于战火。孟子曾说过：”春秋无义战。”就是说春秋时期（实际上战国时期也如此），各诸侯国之间为了抢夺地盘、扩充实力而进行的战争，没有哪一方是拥有正义性的。孔子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深切地看到了苦难，感受了苦难，并且热切地希望把人们带离苦难。他讲”仁”、”义”，正是因为当时的现实状况不仁、不义；他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是因为当时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老子不像老子，儿子不像儿子；他讲”礼”，正是因为礼崩乐坏，古老的礼乐文明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和瓦解。于丹称《论语》教大家”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如果真是这样，孔子教给大家的应该是不仁、不义、不父、不子……还是借用一句《论语》里面的话来为孔子叫屈：”何有于我哉！”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我哪里有这个素质啊！”诚然，孔子所构想的那种可以借以恢复太平世道的所谓”周道”，和柏拉图所描述的”理想国”一样，实际上很难把理论转化为现实。但这绝不意味着他的学说和主张就因此而贬值。

孔子在构想”周道”的基础上，为中华文化奠定了一套完整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虽然这些标准有时显得有些苛刻，部分生硬的条目在今天看来过于僵硬。但不可否认，道德将人类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价值标准给予了人们判断是非善恶的尺度。因此，将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在文明发轫之初悬置得高一点是有必要的。这就好比对小孩子的教育，一开始我们要教小孩诚实守信，虽然实际上成年人都知道人一辈子不可能不撒点谎、说点假话。如果我们一开始便教小孩子既可以诚实守信，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说点假话，那么在小孩子的心中便绝对树立不起道德的威信了。在两千多年以后的今天，孔子的”仁”、”礼”、”孝”等道德规范之所以还像DNA一样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和骨髓里，和孔子设置的标准之高是分不开的。

关于孔子的思想，特别是其集中在《论语》中的具体思想，本书将在其他文章中加以辨明，在这里不一一展开。但是我们首先要明确，孔子绝非安于现状的快乐哲学代言人，也绝非卖弄厚黑的成功学家。他是一个以生命履践理想的大哲学家、大英雄。正因如此，他才无愧于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的那个伟岸而孤独的身影，才有资格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文化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