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仲尼燕居》说：”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伥伥乎其何之?譬如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烛何见?””礼”又是衡量一个国家治乱的标准，《论语-季氏》中有：

”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孔子提出”以礼治国”的出发点，就是清楚地看到了当时社会动荡、连年征战的根源，就是新兴的封建阶级对传统的奴隶制度的背离颠覆，传统礼乐制度崩塌，但新兴的制度却又非常不完善。在奴隶时代，礼乐制度，能够达到一种制约的平衡，社会各阶层都比较稳定

，它是适应当时的生产水平和文明程度的。但新旧时代的交会，总是伴随着制度的漏洞，人性的欲望往往在这种时候膨胀萌动，强势的阶层更加强大，弱势的阶层更加弱小，直到所有的生存空间被盘剥殆尽，最后只能揭竿而起。这样的结果显然不是一个理性的结果，也不符合文明进步的客观规律。

孔子显然看到了问题本质的一面，但我们不能苛求那个时代的孔子能看得更远。孔子只能从已有的社会制度中寻找疗救社会的药方。周人制礼就是为了维护周的统治，在统治者内部，周礼可以防止和调节矛盾，而对下层人民来说，周礼既有慑服之威，又有收罗人心之用。正因为礼在治国治民中有如此巨大的作用，孔子才以仁爱之心，本着救治社会、救民水火的目的，高举起”以礼治国”的旗号。对于民众个体来说，礼也十分重要。这时”礼”主要表现为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而形成的”礼节”。孔子认为礼是一个人生存于社会的根本。他认为”不知礼，无以立也”。孔子教育儿子孔鲤”不学礼，无以立”。还教育自己最得意的弟子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记-曲礼上》说：

”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礼记-冠义》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

孔子认为人与兽的本质区别就在是否知”礼”，对于个人来说，”礼”是一种自身修养，既包括内在的道德水平，又包括外在的礼仪。《论语-乡党》：”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言言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食不语，寝不言。””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开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这些文字详细记录了孔子在交谈、坐卧、站立、行走、乘车、寝食、服饰、出使外国、接待贵宾、与友交往、馈赠礼品等方面遵循礼仪、执行礼仪所塑造的自我形象。可见孔子是言行一致，完全按照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孔子主张复兴周代的礼乐制度，但是也不是全盘照搬，他还把”仁学”的新鲜血液注入了”礼学”之中，阐述了”仁”与”礼”的关系。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可见，对于个人来说，孔子主张的”礼”，是在外在的行为规范内，纳入了仁爱之心，即”仁”为实施”礼”的基础。没有这一基础，所有的”礼”就变成了虚礼，徒有形式，这样的”礼”是不会有太长的生命力的。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道再好吃的菜吃了两千多年，总也有腐败变质的一天，历代的封建御用文人总是迫不及待地要为本朝本代的政治需要服务，为孔子的”礼”添加一些作料。到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王朝结束，鲁迅先生在小说《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为这道做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礼教大餐下了一个血淋淋的结论：”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五四运动时还直接提出”打倒孔家店”、批判孔孟之道的口号。时间又过了将近百年，在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当我们再次提到孔子的”礼”时，还有必要像百年前一样激愤而粗暴吗？确实，那些为维护皇权、专制、封建等级秩序而被后代统治阶级强加于儒学的三纲五常、愚忠、愚孝等封建礼教，应被我们要像抛弃”烟枪”一样弃如敝屣。我们应该去接触传世文献中那个真实的孔子，看清儒学的本来面目，取其精华，同时兼收并蓄世界各民族的礼仪，以此来规范我们的举止、行为、语言，来提高全民族的礼仪素质，使我国以”礼仪之邦”的形象屹立于世人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