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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穷工人中看看我没有照刘书记的指示去组成一个解决自行车公司问题的小组，而是指示我的秘书赵镔出面，又从市改委和政研室抽出两名比较实在的同志，让他们进入自行车公司作一番深入的调查，尽快拿出一份真实的调查报告。

我的经验是，重要的事，负责的人越多，越没人负责；参与的人越多，越是效率低下。

因为人们总有一种互相依赖的惯性，人多了，反而失去了责任感和成就感。久而久之，就会使人精神疲软，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所以凡是为某项工作组建的庞大领导班子，原则上百分之九十的人物是挂名的，不干事的，也不动脑子的。但是，他们高兴时会时不时些驴头不对马嘴的指示。我当然不想陷入这种误区。我叫赵镔牵头做这事，是因为他是我的秘书。他出场了，外人至少认为是我一手直抓的要事，当然就有了一定的权威性。重要的还不是这些，重要的是赵镔这人正直、认真、不世故、不圆滑、敢讲真话。这一点颇为难能可贵，也是当前有些干部不具备的德行。

赵镔是北京大学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他的老家在远离q省的德州市的农村。他到q市工作有四个年头了，对这里的省、市、风、民之类已有了相当的了解。赵镔下去做调查之前，我这样叮嘱他：“小赵，我为什么派你去调查自行车公司的况，你知道吗？你出生在德州，那里应该是个有德、讲德、重德、育德的地方，有德之州嘛；我相信你的德行。你要把自行车公司的真实况不走样地传真过来……”果然，他没有辜负我的希望，是他诚实的调研，使我对自行车公司，不，可以说对q市有了深刻的了解。这些况，我身边的许多干部是不会对我讲的。因为这不是喜，而是忧。

赵镔告诉我，若是人们都照规矩做事，自行车公司本就不该破产，不仅不该破产，反而应当生存得很好。现在公司表面已经瘫痪，名存实亡，总经理、副总经理以及手握实权的人物纷纷在拼命活动破产，不惜一切代价地活动，请求掌握政策和权力的国家机关尽快批准他们破产。可是另一方面，q牌自行车依然在生产，依然在销售，只是形式变了。

q市自行车集团总公司的牌子不见了，而五花八门的什么“飞天”、“走地”、“环球”、“大路”、“欧亨利”、“迪奥德”之类的公司比比皆是。原来五千多名的职工，如今是二三十人一摊，四五十人一伙，各自为政，各有旗号，各有产品。有的依旧用q牌商标；有的干脆加盟外地大厂，用了人家的标牌；还有的顺应市场，弄出了一种三轮车；更有那能人已经研制出了电动车，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当然，能化整为零弄成这类公司的人，不是原先公司的掌权人物，也是与掌权者有这种或那种关系的人。其中有一家比较上点规模的“迪奥德”公司，据悉就是公司总经理合达贲开的。公司里的人不是老板的家人，就是他的亲戚、朋友，掌管财务的主管会计是他的小人。他早先从银行运作来的资金，不少钱已悄悄地流入这个小公司。可是，国家银行那里显示的债务人，依然是q市自行车集团总公司。天知道这些钱是怎么变着花样进入“迪奥德”的。当然，这只是赵镔初步了解到的一些况，尚没有真凭实据。还有，掌权人为跑企业破产，已花了数百万元人民币了。这是为什么呀？为的是破了产，欠国家的七个多亿的人民币就可了了，就可以不还这笔巨款了。七八个亿都亏损了吗？都赔光了吗？不少人怀疑，这些钱中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从大河流进小河里了。因为那些小公司们的头头都是大公司有头有脸的人物，为了他们共同的利益，他们结成了统一战线，联起手来干这种勾当。

当然，能进入这种小公司的人，仅有公司全员的十分之一。这五百来个职工，其中真正暴富的也就是几十号人。在小公司的多数人是跟着跑的，实际是打工的。当然，他们的待遇比在大公司时好。叫人同的是余下的十分之九，至少有四千多人，却失去了职业，没有了岗位，丢掉了先前的技术。有人开饭店，有人摆地摊，有人到洗浴中心为人搓背，有年轻女性干了桑拿按摩。还有许多人无事可做，成了赋闲游民。这部分人大约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至少有三千多人，他们是坚决反对公司破产的主体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