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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组织部长提出了问题，还是担心几个先前在行政机关的厅、处级的干部，还有几个部队转业干部的问题，说人家原来都是挺优秀的国家干部，与他们同级别的干部现在都手握大权，风光实惠，他们却沦落到无处安排的地位，怕这样做会出问题。

有人就出面否定这种担忧。说一个好端端的企业，叫他们这班人整治成今天这破败的样子，他们还有啥意见？有意见把他们做渎职罪处理，他们就没意见了。一个现代化的企业，在全国自行车行业排行老三的明星企业，弄到入不敷出、资不抵债的田地，他们还有脸向国家要官吗？国家没有对不起他们的地方，是他们对不起国家啊！

这句话引出另一种结论：

众多的工人以为，他们对得起国家，是国家对不起他们。特别是那部分中老年工人，他们说，他们把青春献给了国家。可是，到他们老了，病了，体力衰退了，眼神不好了，手脚笨拙了，国家就不要他们了，把他们推给了市场。这合理吗？

这时分管政法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市委副书记说话了，他针对刚才人的话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弄不好会使我们的产业工人失去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产生对立绪，成为对社会的一支消极力量。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这些同志们的利益，做好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的同时，也应予以合理的经济补偿。尽管中央尚无这方面的政策细则，我们q市不妨从实际出，创造制定符合q市市的土政策。

到这时候，该说的话基本都说了，能用的办法原则上都提到了，谁要想再弄出点新招，再语惊四座，都不大容易了。下边的多为表态，刘书记要求，参会的人都该有个态度，至少要有所倾向。

经过刚才的，使原来还不清楚自行车公司到底背多大债务、有多大窟窿的与会者弄清楚了。他们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早先还对这家企业抱着的幻想一下子破灭了。接下来表态的人大多赞成企业破产。说到工人安置问题，都众口一词，政府想办法。至于企业何以走到濒临死亡，这么多的债务是怎样形成的，国有资产有没有流失，企业内部为什么会形成小山头，总公司停止了生产，为什么下边却有新注册的小公司依然生产，诸如此类的实质问题，却没有人触及。这似乎成了当下的一种游戏规则，凡涉及到经济领域里的问题，大家都免开尊口。尽管没有明文规定这是禁区，但是人人心中都认为这就是禁区，即使政见相左的人物，也出奇的默契一致，都不踏进这方禁区。

到了差不多的时候，主持会议的维副书记说话了。他先肯定了刚才诸位的意见、观点，之后开始阐述自己的主见。他认为，自行车公司之所以走到欲将倒闭破产的地步，绝不是偶然的，其中有些大的趋势不是人的主观意愿能够抗争的。尽管企业要破产，但不能因为企业的终结否定管理企业的干部。破产的企业也是有好干部的，这些干部依然是q市的财富。在企业破产的过程中，要安置好企业人员，特别是管理层的干部，给他们新的用武之地。

维纲的外之意很明白，他是在为合达贲这样的人说话。他有一个以自己为圆心的人事圈子，凡在这个圈子里的人，无论遇上什么风云，他们都会步调一致，默契配合。他不会轻易地舍弃自己栽培、重用的“人才”，除非是到了非舍车马，才能保将帅的处境。他明白，他只有这样的为人，才会有自己的势力，这种势力也才能日益充实壮大。至于这些人的德行怎么样，有没有才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他必须忠实。

照这种会议的套路，最后作总结的，或者说是下指示的，就是刘书记了。我如果要说什么，应该在刘书记讲话之前插入。这时，我却想放弃这次说话的机会。我知道，我要是一，肯定要对维书记刚才那番高见抨击一番。没办法，我这人就是这样，太直。但是，我清楚这阵子不能去激化自己与维纲的矛盾。那就忍住，不，不表态，这样就什么事也没有。这样一想，这种看似让了对方一步的沉默，效果反而比咄咄逼人的进攻要好。况且，今天的会议已使我达到了目的，我把从各个角度踢进政府怀里的皮球一下子踢到了五大班子的怀里，尽管皮球还没落地。也可以说，它还在相互地踢来踢去没个结果，没有结果也算一种结果，这种结果总比叫政府一家把球抱在怀里轻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