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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东亮主席宴请过我之后，我就平添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压力。就在这时候，被审查的廖华出来了，自由了。据说从廖华身上什么口供也弄不到，反贪干部就改变了策略，干脆将她放出来。另一方面，却是在抓紧查找证据，企图从另外的线索中揭开他们狼狈为奸的事实。这也许是反贪斗士的一种策略——欲擒故纵。

人，就是怪，当对待一个陌生人的功过是非时，你会很自然地以理智的头脑和规范的道德标准去鉴别他的好坏优劣；但是，如果你与当事人有了诸多的交往和感性的渗透，事就复杂起来，困惑起来，不好决断起来，真是应了那句话：“没有难断的是非，只有难断的义。”也许就是这种缘故，最近反贪干部又与我接触时，我就不自觉地有了一种淡然，不想说话，懒得说话，尽管心中并非无话。因为我萌生一种想法，想与潜仁保持距离，不想过问甚至知道他的或是与他有关的任何事。这是因为我不想以我的见解左右潜仁的是非曲直。我只是想以一种中庸之道应付来自方方面面、上上下下的倾斜与平衡、谬误和中肯；以没有态度的态度，以无为而治的方法，任其众说纷纭、碰撞争端、磨合融会、求同存异。最后如何裁决，如何结论，我不应该管它，更不应该评论它。就是说，任别人去弄吧，弄成啥就是啥，这事与我俞阳没有关系。之所以使我有一种如此的“飞跃”，也是我有了一种自知之明。

在这种人文氛围中，我毕竟人微轻，我也根本左右不了局势（有时悲观时常有这种想法），左右不了潜仁。既然这样，我何必再卷入那种徒劳的无效打斗中呢。

可是，烦心的事并没有因为我想躲避，我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就会成全我的意愿。这些天，市政府大门接连被堵，围堵大门的农民强烈要求，赔偿他们赖以生存的耕地。白布上黑墨书写的要求惩办侵吞农民土地的官员的横幅，就正面对视着政府办公大楼，你能说不认识那方块汉字吗？群激昂呼喊着要见市长讨说法的强烈冲击波，又怎能使我掩耳不闻呢？

本来，q市负责分工信访工作的是市委那边，信访局就归市委管，主管信访的人物是维纲副书记。眼下维书记外出考察二十天了。据说凡是春秋两季，他基本上都要出去一趟，在外边游上二十余天。有那有心人做过记录，这些时候他大多在风景区和名胜集中的地方考察。

有人说维书记是旅行家，他没有其他什么嗜好，就是爱好考察名山大川、名胜古迹、原始部落、天然风光之类。实际上，维纲的这种爱好，一般人也都有，只是没有条件去实现。就好像说某某人爱住有小桥流水、有广阔草坪的幽雅环境的别墅一样，哪个人不愿意、不爱住这样的房舍啊？

对于维书记，我早已不把他在家或不在家当回事了。即使他在家，遇上这事，有人汇报到他那里，他也只是批几个字，那批语多是：请某某副市长现场办公，处理好此事；或是请某某局长做好上访人的工作；或是请某某主任在政策许可况下予以解决问题，一定不能让事态扩大等模式化的套话。他是从来不亲自去处理上访事宜的。也许，他压根就没有想出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甚至他根本就不去想这事。可是，眼前我不想这事不行，我不处理这事不行。因为我不忍心看着人民公仆——政府官员这样冷淡怠慢上访的农民兄弟。我也无心批示什么由政法委负责指示有关乡镇，采用谁的孩子谁抱走的套路，疏导围堵政府大门的上访农民。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做法，这种做法的问题实质是，能当家做主的人不亲自过问、亲自处理问题，只是叫当不了家做不了主的干部到现场“表演”，然后再将询问的况转告当家人，当家人再做下一步的推诿扯皮工作。或者根本就没有下一步，或者接待农民信访的干部根本就不再往上汇报，只是哄哄骗骗将聚集起来的农民弄散弄走了事。他们知道，上访的农民聚集起来进城也不容易，那是有代价、有成本的，是要花点钱的。一般来说，被哄骗走的农民，也就不再来第二次了，即使来了第二次，也很少来第三次的。他们赔不起钱，也赔不起时间。不过，这一拨农民不来了，另一拨农民又来了。因为存在土地问题的农民，绝不是一方一村一户。这也是q市这么多年开的力度太大，占耕地过多，而做法又不大规范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