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他那个短暂的爱情一样，又一个希望如肥皂泡，顷刻破灭了。邓一群往回走的时候，感到自己都走不动了。回到了宿舍里，他躺了两天什么也没有吃，第三天他在书桌上的小圆镜里看到自己的脸就像是一个鬼，非常丑陋。头发长长地乱披在脸上，一双眼睛浑浊无神，脸色苍白，而那薄薄的嘴唇没有一点血色，而且被内火烧得起了硬皮，像一层粥汤在上面留下的痕迹，嘴角还有不少血痂。

必须去找，也许还有一点希望。他退下来之后可能更好说话。他再没有权力也比他这样一个穷学生的影响要大得多。邓一群这样想了，就决定这样去再试一次。他收拾好自己，就向西康路进发。

西康路与南方大学也只隔了两三条路，不远。整条西康路都安静得很，除了一些很少的出租车经过那里，其他车辆根本不让进去，就像省政府的大院一样。这里过去都是国民党的高官们的一些私宅。现在也都还是那些三、四层小楼，新建筑很少。沿路是长长的围墙。围墙里面都是常绿的树木。在西康路口，邓一群找到一个水果摊，在摊前买了两只大西瓜，抱在了怀里。他那个样子看上去多少有点滑稽。他一边走一边嘴里数着号，26，28，30，30之1，30之2，32，34！

34号是个不算大的院子，里面绿树成阴，一幢两层小楼，白色的。院子有个小铁门。他站在那里很久，四周安静极了，什么声音也没有。路的两头也都没有行人，炎热的小道两边只有茂盛的树木。这里简直不像是在市里，如此静谧。他胆怯地敲起门来。油漆斑驳的铁门发出的响声，有点吓人。然而敲了半天也没有动静。事实上，他是在很小心地敲门。他不敢大声地敲。他没有任何大声敲门的正当理由。内心里，他还是非常胆怯的。在那种小心中，他看见铁门上方原来还有个红色的按钮。他想那一定是门铃。他摁了一下，又摁了一下。等待的时间很短，然而他的心理感觉却很长。他听到里面有声音传出来，“来啦，来啦——”接着，门就被打开了。他看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探出头，用陌生的眼神打量他，问：“你找谁？”他不知道这个姑娘是什么人，紧张地说：“我、我……找虞秘书长，他在、在不在家？”那个姑娘问：“你是什么人呀？”他说：“我跟他是老乡。”姑娘就打开了门，说：“进来吧。”他就捧着那两只西瓜进去了。

两层小楼，看上去很破旧。院子里很空，长满了树木，草地上杂乱无章，里面还有些叫不出名字的红的和白的花。邓一群心里有点失望，同时，多日来那种紧张的心情也稍稍有些缓解。心想：这样大的干部不过住着这样的房子，也太寒碜了。穿过院子，他随姑娘上了楼，楼道里不甚明亮，踩得刷着红漆的一级级木地板咚咚作响。上到二楼，姑娘把他领进一间房，叫他坐下。那个房间很大，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两排旧沙发和一只茶几，还有一台旧电视机。木地板看上去倒很新，看来是新刷的油漆。他抱着那两只西瓜不知道怎么办，看了一下房里，似乎没有什么地方好放。他只好把它们放在自己的脚下。

他听到隔壁传来的拖鞋声，他就紧张地站起来。接着他就看见一位老者走了进来。他想他应该就是那位秘书长了。他感到喉咙发干，像有一把盐在里面烧灼一样。心里本已消失的严重紧张，又回来了。这次的紧张是由于他感到自己的冒昧而带来的。他有点不知道如何表示，居然弯腰向他鞠了一躬，说：“虞老。”虞老摆摆手示意他坐下，说：“坐吧坐吧。”声音哑哑的，是个公鸭嗓子。

邓一群把半个屁股小心地搁在椅子的一角。虞老随手打开了房间里的吊扇，房间里立即就有了嗡嗡旋转的风声。他坐在靠近茶几的一张藤椅上。藤椅发出一阵吱吱呀呀的声音。他的头发全都花白了，身体臃肿，眼皮严重肿胀。他呷了一口茶，嗓子沙哑，问：“你说你是从老家来的？”邓一群不知说什么好，他支支吾吾地说：“嗯，我、我现在在南方大学读书——已经毕业了。”虞老问：“你是哪个村的呀？”邓一群说：“前墩村。”虞老“噢”了一声，说：“那地方还好吧？”邓一群说：“就、就那样。”虞老说：“这些年农民的日子应该好过了，好过多了，分了田，家家户户粮食多得没有地方放。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的这几年，农村的变化是巨大的。农民吃饭问题解决了，问题就简单多了。‘民以食为天’。现在涌现了不少万元户，都是农村的。”先前的那个姑娘进来，给邓一群倒了一杯水。虞老对她说：“素芹，厨房里有凉白开的。”她答应了一声就出去了。虞老说：“你姓什么？”邓一群说：“姓邓。”虞老问：“邓平生是你什么人？”邓一群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想必是他过去的一位老相识。他老实说：“……我、我不认识。没有、有关系。您的侄子虞光明当过我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