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入党非常困难，有时一年也发展不了三两个党员。表面上看那是党员们对新进来的同志要求严格，事实上却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谁都知道，入党是提拔的必要条件。一般而言，你要是在单位里表现一般，别人看不出你有做官的野心，对同事们威胁较小的，那么你入党倒容易一些，若是你平时的野心让人看穿，那么你入党必然是千难万难。给青年人设置障碍的，往往就是那些有一些年纪而始终没有得到提拔，牢骚满腹、意志消沉的“同志”。

邓一群年轻，还没有成为那样的“同志”。他要努力趁早解决自己，免得将来陷入那个“同志”的泥淖。

像所有第一次写入党申请书的年轻人一样，邓一群根本不会写。有经验的老同志就让从党章中抄。邓一群一边抄，一边感到自己内心的严重虚假。一张纸上，写的尽是空洞而苍白的文字。为什么要入党？很明显，入党就是为做官做准备。入党是做官的前提。在机关里，你不争取入党就会被视为政治上不求进步的表现。所以，写一份入党申请书都是必须的。写它的本身，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生存手段。

周处长退休了，退得非常地不情愿，据说他在组织上找了他谈话之后，还发了火，无非是为自己摆功，然后睡在家整整两天没有出门。权力就要从他的手里失去了，这多么让他痛心啊！邓一群想：事实上他有什么功劳呢？他对他个人或家庭是有功的，而对单位、国家，有的只是损失，贪污腐败，他都沾了。

在由干部处、老干部处和他们计划处联合举行的欢送会上，邓一群第一次注意到在老周身上表现出来的颓败，他仿佛一下子老了很多。他坐在那里，像一只发了瘟病的家鸡，脸色像猪肝一样地发紫。头上的白发也一下显得那么地刺目。他就要离开处长那个宝座了。在机关处级干部的交椅里，计划处处长的位置算是少数几个最吸引人的位置之一。偌大一个机关和下面几十个下属单位的财权都掌握在他的手里，因此坐在这个位置上，就有无数的人要求他，要孝敬他。他可以不动声色地接受很多好处，这十几二十年的处长做下来，也不知比别人多享受了多少膏脂。他肥得都快流油了。在这个会议上，处里的同事再一次说了很多言不由衷的假话。邓一群知道在处里，有好几位对老周有意见，甚至是很尖锐的，这时候都开始说老周怎么怎么好，对工作，对同事，让大家很是信服。厅里两位副厅长出席了欢送会，对周头的工作做了很多肯定，那种评价让邓一群想到，很像是追悼会上的悼词。

邓一群也说了周头好多好话。事实上他对周头的退休，内心里真是痛快极了。不仅是因为周那次对他过火的行为，即使平时的一些做法，也让邓一群觉得他做官的虚伪：一面是装出来的严肃正经，一面却又是真实的肮脏自私；一方面表现出对下属是马列主义，无限上纲，一方面对自己实行自由主义，背着处里的其他同事大肆接受下属单位送来的好处，甚至和处里的妇女调情。邓一群注意到，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处里的那个罗正英明显疏远了与周永胜的关系。这也说明了一点，权力比周永胜的身体更有用，没有了权力，周永胜的身体也就不复存在。或者说，没有了权力，周永胜的身体也就形同虚设。对于四十来岁的妇女罗正英，需要处长的权力远胜于需要处长的身体。

周头是在一种不名誉的情况下退休的，谁也想不到周永胜会在那样的年龄犯那样时髦的错误。邓一群从那次看到周头在办公室里拉罗正英的手开始，就知道他迟早要出事，但他没有意识到事情会得到公开。邓一群以为处里除了他没有人知道这一切，事实上他一点也不知道，在这之前，除了他没有看出周永胜对罗正英有意思，其他人都知道。周头经常有意无意地到罗正英那个科里去串门，罗正英也会时不时到他那个办公室里去。

谁也不知道周头写给罗正英的那封情书是怎么贴到机关传达室的大门口去的。这一事件立即成为机关里的头号新闻。事后机关里有消息说，捅出这件事的不是别人，而是一向在表面上对他还不错的姜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