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一天天地大起来。

日子一天天地就那么过去。

邓一群一切都很顺利。

肖如玉感觉自她生了孩子后，邓一群离她越来越远。为什么？她在心里问。不，绝对不是因为孩子的问题。邓一群对她生了个儿子高兴得不得了。她倒是很想生个女儿。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他提拔为副处长。

升为副处级干部的邓一群同志，今天在肖家的感觉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往了。他不必再像过去那样谦卑小心，一副温良恭俭让的样子。他现在虽然女婿的身份没有改变，但他是个男人，并且已经是一名副处级的年轻干部了。他不再是被覆盖在肖家这棵大树浓阴下的一只小鸟，而是羽翼丰满的年轻的雄鹰。他的翅膀真的硬了。他已经完全能够摆脱关照，独立自主了。他离开肖家这个助跑器，一样也能够冲得很远。

科员时的邓一群，差不多是以敬畏的眼光看肖国藩以及他的那位连襟，他们的地位让他觉得自己和他们存在很大的距离。而当他今天实现了这一目标时，他才发现一名处级干部并不神秘。做一名处级干部，并不需要特别的才能。而且，他有十二万分的信心，觉得自己将来一定能取得比他更大的成功。他们的起跑线不一样。邓一群想：如果我一开始就有像肖国藩或他连襟那样的基础，那么他早就是一名处级干部了。他会有个远大的前程。再看他们，邓一群的目光也就平视了。

这种变化是自然的，他这样想。我这是否就叫小人得志？不！没有人理解像我这样的人要取得成功是多么地困难。我有理由为自己骄傲。我已经站起来了。

肖如玉为邓一群高兴没多少日子，她就再也高兴不起来了。她发现他的自我意识膨胀得越来越厉害。他不再像过去那样了，下班越来越晚，单位里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为了应酬，很少再顾家了。他的骨子里，男权思想严重，如果说过去他还没有什么，那么随着他仕途的顺畅，则暴露得越来越厉害。孩子那么小，他也很少关心，他关心的只有他的仕途。家里的很多事虽然有保姆做，但就连给孩子热奶、把尿，他也不热心了。

邓一群觉得肖如玉一点也不理解他。家庭里的事情都是小事，而只有当官才是大事。一个女人，只看到眼前。他真心觉得，当官，与他的生命同样重要。

很多人都认为邓一群是幸福的：他能找到这样一个门第的家庭，妻子的单位不错（不管如何，一般群众觉得像银行这样的单位，依然是国家的，不会像工厂那样倒闭掉。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工厂在倒闭），儿子出生了也不用他操心，年纪轻轻又提成了副处级，简直就是相当得意的了。但邓一群现在却感到了婚姻的不幸，他不再满足了。而这种不满足，只能自己隐藏在心里，不能同任何人说。他觉得肖如玉不理解他，他对她的“爱”也厌倦了，他需要婚姻之外的“爱”。这种渴望有时甚至很强烈。他努力地去压抑，不让它冒头。

他是一个理性的人。他想：我不是言子昌，把自己的心思同别人去说。过去所经历过的那些事，没有一个人知道。如果单位的人知道，那么他今天的邓一群还能是这样么？不！肯定不是。

在机关，他是一个很正派的，有理想，有追求，积极上进的青年干部。人具有双重人格，或者说是有多重人格的。所有的人都有两张面具，而问题恰恰并不在于别人是否知道你有另一副面具。有另一副面具不是秘密，而是你怎样不让别人发现并看到你另一副面具。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邓一群就要让别人永远只看到他在机关的样子，办事认真，工作积极，态度严肃。不让任何人抓住自己的任何把柄。这是一种必须的自我保护。

他在机关里，开始建立自己的关系网。由于已经成为副处级干部，所以他同其他处长们的交流也就多起来。同那些中青年处长们，要建立起兄弟一样的感情。俗话说：有坐轿子的，就要有抬轿子的。还有一句俗话，叫人抬人高。他要进步，没有一帮兄弟捧场，是不行的。大家抬一抬，都有好处。好在自己是从一个普通科员上来的，这么多年来，在机关里，从来也没有得罪过人，这是他的一大有利条件。与他相比，言子昌和副处长老潘都不如他。言子昌只知道讨好领导，而不注意协调和其他处室的关系，有时候还会因工作问题而闹得很紧张。邓一群却是始终坚持和别的处室搞好关系，没事的时候经常串一串门，中午用完工作餐，就同他们打牌，有说有笑，从不提工作上的事。人家明白他是个副处长，处里的事情都是老言说了算，所以所有的责任也不往他头上加。相反，那些人还觉得他好说话，甚至在心里还有点同情他，觉得他跟老言配合，工作上一定受了不少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