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组很快就正式进入了工作。

他们做了分工，邓一群随苗得康去这个县最穷的一个乡，沟墩乡。

沟墩乡离邓一群的老家不远。邓一群想起来，他大学时谈过的那个对象王芳芳的家，仿佛就是沟墩乡的，具体那个地方的村名，叫作“二洼村”。

分工的当天，苗得康就领着邓一群去了。县里的领导提出要用车子送，苗得康却拒绝了。那些人看他一脸严肃，一个个也就不好再坚持。邓一群看在眼里，知道这老头正在犯马列主义严肃性的毛病呢，自然也就跟着说，不必麻烦。心里却想：做做样子罢了，过不了几天，肯定就恢复原来的样子了。像他这样的干部，一定是做戏的老手了。初来乍到，这样是对的，不要一下来就产生不好的印象。姜到底是老的辣啊！

乖乖地跟着苗得康来到小车站，自己掏钱买票，坐上了一辆破旧的中巴，往那个乡里赶。车里都是本乡本土的村民，他们对这两个新来的人视而不见。

往乡里的路很不好走，中巴开在路上，就像一只小船在有着大风大浪的海里行进。俗话说：“富不富，看道路。”一看道路破烂成这样，你就能想到去的是个什么地方了。邓一群心里说：舒服的日子不再有了，一切辛苦都会来。但是，既然来了，就好好辛苦一年吧。不努力表现自己，怎么能赢得政治资本呢？退一万步讲，不论怎么说，他们的待遇肯定比乡里的干部要好，再与农民相比呢，那完全是天壤之别。好歹也只是一年时间，说快也快，很快就会过去的。

乍到乡里，还是有种新鲜感、陌生感，还有对贫困的一种油然而生的怜悯。

乡政府所在地是一个小镇子。说是镇子，其实那根本就不像是个镇，只是房子相对集中，有商店、邮所、税务所、派出所、粮站等等而已。也许，在当地人的眼里，它不仅是个镇，而且是个很不错的镇子呢。乡政府有一个小院子，院门外挂着木板牌子，白底红字和白底黑字，政府和党委两块牌子，字迹都早已经模糊了，只能依稀辨出个大概。

对他们的到来，乡里已经知道了，并早就着手作了安排。乡里没有招待所，临时把食堂边上的一排房子腾出来，清扫干净，让他们住进去。一人一间，每间十多平方的样子，一张木架子床，上面被褥整齐，看来都是新洗过的。一张老式办公桌，一台取暖器，新水瓶、新脚盆、新毛巾。

邓一群这边和苗得康那边又有不同——苗得康房间里多了一部新电话、一台新彩电和一只半旧的书橱。这就是厅级和处级的不同。邓一群想：走到哪里都会有身份的标志。电话和彩电明显是特意为了苗得康而准备的。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当官？就是因为给你的待遇不一样，连下乡也一样。

对这个贫困乡来说，那个晚上的晚宴自然称得上是最高规格了。

书记和乡长都出来了，还有副书记、副乡长，足足六七位。党委书记叫焦作安，乡长叫夏广连，都是四十多奔五十的人了。他们在基层，都干了有半辈子，剩余的时光也就只有十来年了。

对邓一群和苗得康的到来，书记和乡长心里都有点不知所措，在扶贫工作组到来之前，县里的领导把他们特别地叫去，交待了一番，生怕他们工作上出什么差错。在他们眼里，苗得康这样的干部，如同钦差大臣。稍有差池，县里的领导即会不安。对他们的到来，既欢迎，又紧张。欢迎的是，希望由于他们的到来，能够给乡里拉来一些项目，过去他们这里被称为“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根本没有人愿意到这里来投资。即使拉不来人投资，也可以肯定的是，省市一级的财政一定能够多多少少给些钱。乡里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且不说别的，光是教师工资和乡里的老干部医疗费，就是一笔永远也填不完的大窟窿。紧张的是，唯恐自己动作上有差池，那样对自己的仕途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过去怎么干工作都无所谓，即使错了也能搪塞过去，而现在不同了，所有的一切都在省里领导的眼皮底下，而省里领导的政策水平跟他们完全不一样。在掌握政策方面，他们认为省里的领导一定比他们高多了，但是，他们认为省里领导致命的缺陷是对基层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农村工作远比上面的工作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