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一群从一本传记里看到，说毛泽东当年在了解了农村的贫瘠后，难过得流下了泪。于是这位伟人提出了要消灭城乡间的剪刀差。中国的农村问题，实际上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邓一群想：城市里的工人失业了，依然还可以领取最低的生活保证金，而农民呢？

邓一群庆幸自己不仅从农村出来了，而且成了一名国家干部，还成为一名年轻有为的处级领导。看着那些农民苦难的生活，他不能不庆幸。

在调查中，他们发现，这些农民实际上的负担很重，一年下来，辛辛苦苦，除掉上缴（这上缴的部分，有国家的，有县里的，还有乡里的，林林总总，名目繁多），差不多不剩什么钱。有的甚至连上缴都交不起。缴不起怎么办？乡里自有对付的办法，那就是扒房子，运粮食。乡村的领导普遍说，现在农村工作难做。而农民和政府之间的信任度也越来越差。

苗组长抽烟，一个劲地抽，抽得很凶。他的心情看上去很沉重，看到这个样子，他这个做扶贫工作组组长的，不能不感到压力。他说想不到改革开放这么多年，还有这么穷的地方，他们来，一定要做点实事。邓一群听了，自然也有同感。大道理不说，这趟下来，要是做出成绩，他解决正处级的问题，就会容易得多。他相信，有苗得康，他的扶贫担子要轻不少。扶贫就是给钱。有苗得康带头，向省里要钱要好要些，他想。苗得康心理上有压力，他是领导，他要做出成绩来。

邓一群和苗得康聊了很多东西，发现这个人头脑里有很多想法。这些想法与众不同。他骨子里忧国忧民。他身上还是很知识分子的。他问邓一群怎么办，邓一群说，这里的自然条件不算差，可以先想办法解决交通问题，然后再根据当地的情况，发展点养殖业什么的。老苗默默的，不置可否。“要想富，先修路。”差不多也是句老话了。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一年时间，能够让这里的老百姓脱贫吗？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苗得康和邓一群先是会同乡党委班子开了个小会，研究如何脱贫。党委会上，乡里的领导在说了一大堆困难后，最后的结论，还是要钱。他们认为只有有了钱，才能办事情。邓一群看得出，苗得康对这次会议非常失望。但他表面上却什么表示也没有，只是号召大家能够团结鼓劲，勇于开拓，积极进取，大胆实践，努力把乡里的经济搞上去。这样的套话，他也是不得不说。

三天后，乡里又召开了乡机关全体干部大会。苗得康本来是想再听听机关干部的意见，谁知那些人更是谈不出什么道道来。他们也就慢慢有些明白了，这些人也是得过且过，反正吃着共产党的粮食，拿着共产党的钱，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村民们再穷，他们的工资还是有保障的。他们不会去考虑脱贫的事。

一个星期后，苗组长让乡里召开村组干部大会，把他们集中起来，听他们的意见，半天下来，真所谓“七个和尚，八样腔调”。但老苗和邓一群心里还是有了点谱，至少感到他们对这里的情况了解得更透彻了。

老苗事后对邓一群说：这里的样子，一定要改一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