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白天，空闲升部队在江湾“遭了罪”。

植田没有在庙行发起攻击。

晚上，俞济时师撤防。

他仍然坐视不见。

24日，从表面上看，金泽师团好像在睡大觉，但其实内部正在做着紧张的战前准备和动员工作。

25日凌晨，是时候了。

金泽师团主力倾巢而出。

目标：庙行以南。

如果用猎物来形容，这个地方正是那处“最松软的部位”。

俞济时师撤离后，接防的是该师新换上来的一个团和19路军张炎旅的3个团。

参照《第二次庙行之战》图，由于植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手法，其它守军此时大多还集结在江湾一带，短时间内根本抽不出来。

首先说张炎旅。这个旅从第一次蕴藻浜大战（与下元的久留米旅团遭遇的那一次）开始，就一直在上海周边打到东打到西，属于劳模级别的部队。相信要不是兵力上捉襟见肘，估计这些兄弟也早该撤下来喘口气了。

且不论体力如何，仅从武器装备上来看，他们与原驻防的俞济时师就不是一星半点差距，这3个团跟德械师的3个团也不是一个概念。

他们虽然参与了庙行战役，但主角和配角毕竟不一样。广东造的79式步枪，能否在一马平川的庙行前线独挑大梁，也是要打上许多问号的。

再说俞济时师的那个团。如果查一下户口，你就会明白，他们其实根本算不上俞济时的手下，实际是个“黑户头”。

淞沪开战后，他们原本是在袖子上套个红箍箍，协助做些类似于街头大妈一样活儿的地方警备部队。之所以跑到前线，还打上了德械师的旗号，用蔡廷锴后来的话说，完全是因为处于包围之中，“撤退无路”才加入战团的。

看上去，一个是疲惫之师，一个是业余选手，无论谁都会为这一对组合感到担心和后怕。要知道，他们即将面对的，将是机械化的日军正规师团的全力冲击。

身经百战如蔡廷锴，恐怕也想不到植田的动作会如此隐蔽和突然。

转眼间，金泽师团已杀到眼前。

植田的计划眼看就要成功，他可以举杯庆贺生日了（日子不一定要那么准，主要是图个高兴），可是这时候前线出现了两个意外。

一个意外是，他严重低估了19路军将官随机应变的指挥能力和广东仔们敢于拼命的狠劲。

一开始，植田的“钢铁三板斧”依旧有着如今大片中才有的效果，上有飞机炸，下有大炮轰，一阵又一阵弹雨飙过后，守军的工事已被砸得七零八落。

指挥作战的是第一次蕴藻浜大战中崭露头角的张炎。他见势不妙，非常聪明地选择了退避三舍——惹不起，我还躲得起。

反正工事都被炸掉了，再隐蔽在那后面就等于是一群二傻子。

张炎旅自动退后一里地，给日军炮弹和步兵腾出地方。

日军高兴了，打完炮，上步兵。

这套程序我们今后还将经常遇到。在我看来，这恐怕是世界上最乏味的战术了，连我们讲的人都觉得特没劲。

就算你有飞机大炮助阵，也可以玩点别的招呀。日本人之无趣和做事模式化，由此可见一斑。

步兵上来，大炮当然得收住一些，要不然就要打到自己人了。毕竟炮步兵不是海陆军的关系，不存在谁要故意给谁找别扭的事。

一看阵地上无人，日军目空一切的劲儿又上来了，他们认为刚才那顿炮弹准是把守军的胆都给吓破了。

事实上19路军都端着枪在工事后面蹲着呢。

日军的“钢铁攻势”领教多了，原驻防这里的第5军早就留了心眼，在这里布置出大纵深的防御阵地。

庙行前沿的工事那是一层又一层，没有最多只有更多。日本人反正炮弹多，那你就可着劲炸吧，炸完一层还有一层，到处都是我们的窝。

在日军步兵进入100米的有效射程范围后，埋伏在工事后面的守军一跃而出，步枪、机枪、手榴弹一齐上，把刚刚有了点感觉的日军打得措手不及。

植田一看不行，没别的办法，那就加量加价，增加兵力，增加炮弹，增加飞机，无论如何得把这局给扳回来。

与此同时，俞济时师的那个“黑户团”也正陷入苦战。

不过这个苦战的意思是双向的，守军苦，日军更苦。

一般来说，中日作战，死一个鬼子，都要陪上若干中国兵的性命，所不同的只是比例不一样而已。可是在攻击“黑户团”防守阵地时，这个比例却意外地倒了过来，日军伤亡人数竟然超过了守军人数！

要知道日本兵可一点不傻，他们的攻击方式在当年是很先进的。

第一，不能出声。长官发令后，就要打枪的不要打，悄悄地进村。

第二，分散行动。电影上常见的一窝蜂往上冲的情景，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标准的欠揍举动。这种战术日军也是绝对不会采用的。

第三，卧式射击。通常情况下，日军士兵都是一边匍匐前进，一边寻找机会鸣枪射击。

拥有了这样熟练的自我保护动作，就算你是防守的一方，要想扫倒他一大片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更何况，对面的大炮和头顶的飞机，都不会让你那么从容不迫地趴在阵地上练瞄准。

所以这支守军其实是很不简单的。

街头大妈忽然变成了超级**，这一点估计连大卫?科波菲尔来了都要感到惊讶，没准还要忍不住跑到幕后去看看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

我不是魔术师，不靠这个混饭吃，所以完全可以告诉你奥妙所在。

我们在前面介绍中国守军的预备队时，曾提到过有一支“隐性预备队”。

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确实称得上是一支非常神秘的部队，可谓来无踪、去无影，会战的时候突然出现，会战完了又突然消失。别说日军弄不清它的真实身份，连有些兄弟部队也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这究竟是何方神圣。

请教民国理财高手宋子文，他会自豪地告诉你：这就是我的部队——税警总团。

话说老蒋在政治舞台上重见天日后，作为大舅爷的宋子文也再次粉墨登场，不仅坐回了财政部长的老位置，还当上了行政院副院长。

在老蒋那一帮子亲朋里面，这个小宋是个比较特殊的亲戚。

从家庭关系上来看，两人是实在亲戚，一个妹夫，一个阿舅，如假包换，应该是亲近得不得了。

但从工作关系上来看，双方是既合作又敌视，每遇政见不合，动辄就要拍桌子砸板凳，甚至你一拳我一脚，不给对方身上留点mark誓不罢休。

当然，由于老蒋是军人出身，年轻时候估计也练过几招王八拳，所以在这方面，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宋同志还是很吃亏的。

可是老蒋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回到家，自有老婆和岳母等着给他算总账：妹夫打阿舅，太过分了。

枕边风的威力估计诸位拖家带口的都是领教过的。老蒋不堪重压，每次都不得不主动站出来承认自己打人是不对的，并做出相应承诺和补偿。

总体而言，小宋虽然偶尔会吃点皮肉之苦，但还是赚的。

在合起来整治孙科和汪精卫方面，两人确实能做到同仇敌忾、同进共退，但在对日态度上，宋子文明显要激烈得多，属于“愤青”一个类别的。

除了小宋年轻，又不担当主责，在赶潮流方面毫无负担外（用熊式辉的话来说，抗日是当时最时髦的一件事，至少是之一），还和他与东北少帅张学良的关系有关。

都是少年得志，宋张二人曾经好得能穿一条裤衩。

张学良被日本人赶出了东北，有家难回，作为哥儿们的宋子文帮兄弟一把的心情那是相当急切。

可小宋是个文官，本质上与孙科、汪精卫他们没什么两样，手上都不掌兵，如何帮忙？

自然有办法。

要知道，文官与文官可不一样，诀窍就在于宋子文是个管钱的文官。那年头，只要你手上有钱，什么事不能办？又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当然现在可能也是如此）

宋子文之所以能被封为“财神爷”，并非徒有虚名，攒钱那是很有一套的。

钱从何来？其实就是收税，重点抓的是盐税。

盐的利润大啊。早在清代，就有天下盐商最富的说法，可以说，整整一座扬州城的繁华，都是用盐商的钱堆起来的。

但正因为利润大，漏洞也就大，官商勾结、偷税漏税的现象屡禁不止，以至于一网撒下去，国家收不到几个钱，全被各个食物链上的大小虾米和私盐贩子捞去了。

针对这种情况，身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不得不下狠心进行制度改革，搞“大部制”，把原有的三个管理机构并成一个，并开始着手建立直属财政部的税警部队。

这就是税警总团的由来。

本来只是一个缉查大队的规模，从理论上来说，职权也仅限于抓私盐贩子和保护盐场。可是在宋子文的领导下，它后来竟然发展到与黄埔军校教导队一个档次了。

没办法，谁让人家是财政部长，有钱。

税警总团的军费，是财政部出的，财政部的这笔钱，又是从盐税里拨的。

盐税收上来，不管多少，当然得由国家统一调拨，不是财政部一家所能做主的。

问题是这笔钱，却是洋人让给的，连老蒋都管不了。

当初孙科之所以下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钱，而之所以缺钱，又是因为宋子文不肯帮忙。

说起来，这宋家当年真是不得了，估计要三百年才能出此一家。除了涌现出两个第一夫人外，作为长子的宋子文也是一个能靠自己混饭吃的牛人。

小宋不仅会收税，还善于向洋人借钱。

人家老外不是傻瓜，可不是凭你点个头、哈个腰，就肯把钱借给你用的。

第一要看身份，第二要看素质，第三要看你跟他们说不说得到一起去。

显然，这些条件宋子书完全具备。所以，他能从外国银行借到钱，别人就没这个本事。

借了钱自然要还。政府收上来的盐税，有一部分是专门用来偿还八国银行团借款的。但是这里面实际上存在着猫腻。

因为要还的借款不是一点半点，和你交情不好，可以要求限期还清，而如果跟你交情不错，他也可以缓一缓，今年还一点，明年还一点，或者今年少还一点，明年多还一点。

全在老外一句话。

还老外的少了，多出来的部分就顺理成章地拨给税警总团做军费。

没多久，税警总团便成了全国最阔的一支部队。

起初只有两个团，不过它的团编制很大，一个团相当于别人的两个团。

按说招的人不算少了，可你很难进得去。

那会儿不是现在，想参个军没准还得开后门。那时候如果不是日子实在过不下去，是没多少人愿意主动去干这份高风险工作的。

正所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更有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骂人话，叫做“丘八子”。丘八子者，上丘，下八，即为兵。

这与我们当时的夙敌日本有较大差距。

在日本，当兵可是个热门专业，称得上是理想与现实的最佳结合体，不仅富家子弟要借此光耀门庭，穷人家更把它作为一个理想出路。所以，我们看日本军队里面，不光是军官，甚至连很多士兵都有一定文化（至于他们为什么在中国表现得极其野蛮和无教养，那就是另外一个关于战争如何把人变成兽的话题了）。

等到“二战”结束，这些人甚至都可以回去当导演或者作家。比如那个著名的《东史郎日记》，如果刨去其中对于残暴和罪行的记述，文笔还是蛮流畅的（原谅我用这个词），而东史郎也只不过是日军中的一个上等兵而已。

文化素质有不小差距，这也是造成中日军队战斗力不同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须知，打仗不光是勇敢就行，很多时候也是要靠脑子的。

那么，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大家都不愿意去当兵呢？

很简单，没好处。

岂止没好处，坏处多了去了。

首先一个，当兵的没社会地位，被人看不起。这个大概是有些历史传统的，打宋朝时就开始了。想当初，狄青那么巨猛的一个人，为反击异族入侵立下过汗马功劳，就因为人家是当兵的出身，后来再怎么使劲补文化课都不行，所谓的士大夫阶层就是看他不起，结果郁郁而终。自此以后，三百六十行，不管怎么排，当兵的总是垫底，差不多要跟乞丐坐一块儿了。

而在民间，一方面是由于大多数中国老百姓都属于有中国特色的良民，说难听点，就是在性格上比较胆小怕事，平时杀只鸡还没问题，说到杀人脸色就变了。

这位可能要问，那你前面不是提到过东北锦西的民风很强悍吗（就是日本兵拿了他一捆草，他就准备把一群日本兵全给宰掉的那个），这种地方有（同类例子还有后来的广西湖南），但不算太多，多数还是像江南人这种性格的，有一些懦弱，有一些胆小，说来说去都不是敢闹事的料。

另一方面，由于历朝军队扰民过甚，有时剿匪的比土匪还土匪，导致在老百姓心目中，“当兵的人”名声越来越差，渐渐就成了“丘八子”这样不招人待见的货色。

当然了，如果待遇足够好，还是有许多不甘寂寞的人乐于去当兵的。问题是当兵的待遇实在不咋的，本来就拿不到几个饷银，还老拖欠工资（这点连中央军都不能幸免），如果碰上个不厚道的长官再从中克扣点什么的，你基本上就只能等着去喝西北风了。

就算饷银很少或基本没有，对一些人来说，当兵这份工作仍然具有一定吸引力，因为至少它可以让你吃上两口饱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