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天中午，又一个消息传来。

日本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巡洋舰（就是野村来上海时坐的那艘）遭袭。

令人惊奇的是，完成这次袭击任务的既非19路军，也不是第5军，而是一群来自民间的高手。

领头策划的是有“美髯公”之称的胡厥文。

淞沪战前，胡厥文是个开机器工厂的大老板。难得的是这位生意人不光会数钱，还知道忧国忧民。他之所以要留一把大胡子，并不是想学关云长，而是要把它作为“抗战胡子”，抗战一日不取得胜利就一日不刮胡子（“蓄之以记国难”）。

开战后，他就把机器行里的人组织起来，为19路军加工制造手榴弹、迫击炮弹等各种武器。

胡老板抗战的情绪很高，光在后面造造手榴弹当然很不过瘾。过不多久，他就想到了一个新招：炸日军的舰艇。

当时“出云”舰就停泊在黄浦江上，日军陆海军高层常在这艘船上来来往往。胡厥文认为，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一定也在上面，如果把“出云”舰炸掉，日军定将群龙无首，陷入混乱之中。

可是“出云”舰是一艘大舰艇，不是普通的小渔舟，要想动它的手，谈何容易。

首先是拿什么去炸，你总不能甩一颗手榴弹或者打一发迫击炮上去吧？其次是派谁去炸，普通人肯定不行，因为这干的可是一个刺客的活。

说起来容易，实际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操作过程。

胡厥文找了一帮志同道合者商量。

在胡厥文找来的这个圈子里面，有搞实业的（提供资金），有搞科研的（提供技术），有搞军工的（提供门路），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草根一族的力量，如果能够凝聚起来，往往就是一个强人团体，不比那些坐而论道的专家差多少。

炸弹很快找到了。

那是上海兵工厂仓库里的一颗旧的水雷外壳。

旧，没关系，技术人员可以搞定。

经过重新配引信，装炸药，老瓶装新酒，一颗500磅的大水雷就出来了。

人也找到了。

是一个经过专业训练的勇敢的潜水员。

大水雷，潜水员，都有了，接下来还需要策划一下。

具体安排如下：找40只空的油桶，一一密封，固定连接在一起，由潜水员在水下进行。

而水雷，就固定在其中一只油桶下面。

日本人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黄浦江上随处可见的油桶漂浮物下面，竟然还藏着足以致命的大水雷！

可惜的是，在行动真正付诸实施时，由于时间计算上出现失误，导致水雷尚未贴着舰艇就提前引爆了，结果未能把“出云号”炸伤炸沉。同时，白川当时也不在这艘船上。此前，他一直在“妙高号”舰艇上进行指挥，水雷爆炸时，他已经移到了公大纱厂的日军指挥部。

援救浏河

袭击“出云号”虽然大快人心，但无论成功与否，从军事行动的角度而言，对整个战局并无很大影响。

此时，中方指挥官们真正感到焦虑和担心的，除了正面战场日军来势凶猛以外，就是善通寺师团主力已经在七丫口实施登陆这件事。

都是会家子，日军从这里登陆要干什么，大家都一目了然。

得知消息后，负责左翼指挥的张治中迅速做出反应，砸锅卖铁，把一直舍不得用的左翼军总预备队都拿了出来。

宋希濂旅再次被赋予重任。

在大部分军校关于反登陆战的教案中，都会明确一点，那就是登陆后24小时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也就是说如果你在第一时间内不能把对方赶下海，那就只有你自己跳海了。

作为黄埔资深教官，张治中当然不会不清楚，他要乘善通寺师团登陆后立足未稳的机会，施以重拳，让其在岸上待不下去。

宋希濂，你还能像当初强渡蕴藻浜那样挽狂澜于既倒吗？

但是命运终于没有能够再次赋予他这样的机会。

还是缘于该死的机动能力。

浏河距离部队所在位置将近60多里路，最快的办法是用汽车运。但宋希濂想尽了办法，也只找到11辆汽车，一趟只可运1个营。

这当口，你就是急死也没用。

先上1个营，其他人跑步前进。

宋希濂亲自带这个营（521团第1营）先行出发。

上午11点走的，到浏河已经12点半了，路上用去了足足1个半小时。其实如果按正常速度开，半个小时即能赶到。问题是他们在快到浏河时被日机盯上了，没法正常赶路。

日机又是扫射又是投弹，部队不得不下车隐蔽疏散，这一耽搁，半个小时就过去了。更惨的是，11辆汽车，被炸了8辆，只有3辆勉强可用。

还好，总算离浏河已经不远了。3辆车掉转头一拐一拐地回去接人，先行营则继续往目的地跑。

在浏河，宋希濂迎面碰见的不是教导总队，而是冯庸义勇军。

当时来上海参战的民众义勇军很多，影响较大的就有南京中央大学义勇团（后嫌名字不够响亮，又改名铁血军团）、华侨救国义勇军（顾名思义，是由爱国侨胞组成的），不太知名但名称雷人的天津骷髅团（打不死你，吓也要把你吓死）、中国国民救第一军第一师（比实际作战的19路军和第5军还要高调）。

在所有外地义勇军中，要论国仇家恨，冯庸义勇军的感受最深。

因为他们就是一路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而流亡到关内来的东北大学生。

冯庸义勇军的全称为冯庸大学义勇军。冯庸大学是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而且它有一个非常诱人的地方，那就是实行全免费。

该校创办人冯庸与张学良是结拜兄弟，两人虽不是同月同日，却是同年出生，关系非常好。冯庸倡导教育救国，而且注重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当时的沈阳人甚至把冯庸大学与东大营、北大营相提并论，称为“西大营”。

然而一个“九?一八事变”，几乎改变了所有东北人的命运。冯庸大学也是如此，他们不愿在日本人统治下苟且偷生，遂从校长（冯庸自任）到学生，都一个不剩地撤入关内，并成立义勇军，发誓要把日本人赶出东北老家。

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在长江沿岸监视敌舰，却不料现在的后方一眨眼就变成了前线。

考虑到这些学生继续留在这里只能做无谓的牺牲，因此宋希濂在向他们了解浏河的情况后，命令他们立即自行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带。

中国的读书种子们，你们还不是军人，你们应该继续活下去，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留一点未来的希望。

对于宋希濂来说，再到七丫口去阻止日军登陆已经来不及了，现在能做的，就是保住浏河。

有一个地方，是日军的必经之路。

它就是浏河西端的茜泾营。

521团第1营立刻向该处行进。没想到，日军来得还要早，一见面，二话不说，双方先来了个见面礼——打一通白刃战。

在这里，宋希濂总算看到了已归属他指挥的教导总队第1营。

都是第1营，宋希濂部在左翼，教导总队在右翼，向日军发起反攻。

但在人数和实力上，宋希濂已经处于劣势，而这种劣势还在继续扩大：日军登陆部队不断上岸，也就能不断增援过来，中队却迟迟上不来人。

原来是这时候汽车都被炸没了，大家只能跑步前进。

两条腿走路，还得防着上面的飞机轰炸，当然慢了（“敌机二十余架密罩天空，一律低空飞行，掷弹如雨”）。

下午3点，521团第2营到达。

6点，第3营也气喘吁吁地赶到。

可惜这时日军早已占领茜泾营。

宋希濂本想等另一个团（522团）到达后，乘夜发动反击，把茜泾营再夺回来，但他望穿秋水，都深夜11点了，还是连个影子也没见到。

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应该明白，此时浏河丢失只是迟早的事了。

蔡廷锴的抉择

浏河一失，善通寺师团必然从左侧背南下，与正面金泽师团遥相呼应，形成迂回包围之势。

另一方面，经过金泽师团一天来不惜代价的疯狂进攻，守军的多处防线被突破，再想反击也已是力不从心。

下面究竟怎么办？

这是一个考验战场最高指挥官的严峻时刻。

何去何从，多少人的生死，尽在一人判断与选择之中。

蔡廷锴，你必须尽快做出抉择。

第一个是判断：在这一局中，中方败了。

第二个是决定：宁小败，勿大败。

某些时候，打仗也像炒股票，如果你眼见形势不妙，还把股票紧紧地握在手上不肯抛售，蒙受的损失也许会更大更惨。反过来，如果你有自认晦气的清醒和勇气，栽了就是栽了，能抛的赶紧抛掉，那样说不定还能剩下一点本钱。

捡柴的机会以后还多的是，只要你能把青山留住。

尽快撤退。

目的地是第二条防线——嘉定、黄渡防线。

但退，是一门艺术，甚至是比进攻更为复杂的艺术。

如同进攻时亦左亦右一样，蔡廷锴也必须在撤退前搞出比进攻还要大的声势来。

他用的办法是玩了命似的跟日军死磕到底，状若疯狂。

直到3月1日下午，日军根本看不出中国部队有一丝一毫要撤退的迹象。因为战斗已经打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在庙行战场，蔡廷锴把所有能派上场的预备队都派了上去，就差他本人端着枪上去冲锋了。那架势，不光是要保住他自己的阵地，似乎连植田已经含到嘴里去的那一份都要让他给吐出来。

仅一个八字桥争夺战，守军三失三得，19路军营副以下当场战死的就有300多人。金泽师团也没能讨得什么好，人马死伤无数不算，光坦克车就毁了3辆。

短兵相接处，双方更是杀红了眼，直接用刺刀相互招呼，反正你给我一枪，我就捅你一刀，不手拉着手一起上阎王殿就绝不算完（“肉搏竟日，死亡枕藉”）。

碰到这号不要命的对手，植田被整得够戗。打到下午，他手上也没预备队可用了。

下午3点以后，金泽师团锐气全消，无力再发动大的进攻。

蔡廷锴的玩命死拼，给白川这个老狐狸造成了一个错觉，他认为中国守军不仅不会撤兵，还会在庙行大场一线继续苦撑。

既然如此，那就不急，凭他们那点兵力，浏河迟早是我的。

晚上6点，他下达指令，让善通寺师团吃饭，休息，明天养足精神再把浏河一举拿下。

晚上9点，同样要求金泽师团睡觉，休息，并让植田做好准备，在第二天进攻的时候，要把蔡廷锴死死拖住，以防他向浏河增兵。

同一时刻，19路军和第5军各部都接到了总指挥部发来的命令：全军西撤。

左翼军撤往嘉定，右翼军撤往黄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