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会了，剩下这么多时间干什么呢？

一般人想到的都是在上海滩这个大城市逛逛街，买点吃的喝的什么。白川到底是名将，与众不同，他想到的是给天皇过生日（即天皇诞辰纪念日“天长节”）。

你别说，老家伙老归老，拍起领导马屁来跟年轻人比也不遑多让。

庆生的地点，选在了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为了保证安全，规定华人不准入内，只有日本人和朝鲜人可以进出。

算起来，这朝鲜已经被日本吞并20多年了，虽然反抗从未中断，但在外面给人看，一定得比一家人还更像一家人。

场面那是相当隆重。白川、植田、野村、重光葵、村井（就是开头提四项要求的那个驻沪总领事），还包括一位河端贞次（时任日本上海居留民会会长），这几位在上海滩举足轻重的日本要人都悉数到场。

虽然是六巨头，但当天最耀眼的还数白川。

这老小子忙前忙后，又是阅兵，又是做主持人，出尽了风头。

活动分两部分。上午搞完阅兵典礼，中午起就开庆祝会。

中国的地界，老天也不向着他们日本人，不一会儿就下起了小雨，而且越下越大，一点也没有要停的意思，活生生就要把日本天皇的生日给搅喽。

这真是够杀风景的，不过观众们很快被感动了。

被主席台上的六巨头。

这几个哥们儿不允许别人给他们打伞，一个个腰杆挺得笔直，一副砍头只当风吹帽的样子。按照庆祝会的程序，他们站起身，垂手肃立，大声唱起了日本国歌《君之代》：“吾皇盛世兮，千秋万代；砂砾成岩兮，遍生青苔；长治久安兮，国富民泰。”

这是一首文言歌，兄弟我找到了一首今译，现摘录如下：

我皇统治传千代，一直传到八千代，传到细石变岩石，传到岩石长青苔（当然了，长了青苔后还是要继续传下去的）。

也不知道是谁写的，没听过唱，就歌词而言，怎么看怎么像一首打油诗，跟那个“鸡叫一声撅一撅”的前三句水平也差不太多。

台上唱，台下当然得和。一时间军民联欢，其乐融融。

台下有个日本侨民听得激动，从肩上取下一只水壶就扔上了台。

如果是在唱堂会，这种举动很好理解，也十分平常。别说扔一水壶，扔戒指、扔支票的都有，这叫捧场。

可这里不是堂会，再说与唱国歌的庄重严肃气氛（特指日本人，我要唱这个肯定从头笑到尾）也不相符。

有些古怪。

还是日本警卫反应快，失声叫了起来——炸弹？！

猜对了。顺便祝贺你一下，都学会抢答了。

没错，这就是传说中的炸弹，水壶形状的炸弹。

此前，谁也没有注意到投弹者，因为他跟台下任何一个日本人没有什么两样：西装革履，背个“水壶”，拿个“饭盒”，在台下一动不动地看着，样子要多乖有多乖。

他当然不是什么日本侨民。他是朝鲜人，名叫尹奉吉，为朝鲜流亡政府下属组织“太洛太”（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武工队）骨干成员。

那个“水壶”和“饭盒”都是他随身携带的“象形炸弹”。

在此之前，尹奉吉已经多次混在人群中，对现场情况进行了侦察，并通过目测和步量的方法，选定了投弹的最佳地点。另外，他还在日本书店买到了白川的画像，在心里记住了这个人的相貌，因为他的重点刺杀对象就是白川。

事实上，尹奉吉是相当有耐性的。

早上8点，他就夹在日侨中间混进了公园。那时庆典还没开始，没有谁看出他和其他人相比有什么异样。

9点，阅兵式，白川对军队进行检阅。他还离着检阅台很远。

10时30分，庆祝会。六巨头轮流在台上演讲，尹奉吉索性像没事人一样在园内四处转悠。

11点，他一边转一边挤，看似漫不经心，最后挤到了离检阅台左角处仅10米的地方。

就是这里了。

现在，他点燃了一支香烟，等待那个最佳的时机。

11时40分，下雨，不光是六巨头，下面受阅的1万多名日军官兵和数千日侨都在作秀耍酷，冒着雨大唱国歌，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盯着检阅台上的两面巨幅日本国旗。

就在这一瞬间，尹奉吉扔掉烟头，图穷匕见。

平日潜藏，处寻常巷陌而不露踪迹；临阵不慌，虽泰山崩于前而不动声色；突然一击，必致敌人以死命而不罢休。

杀手，真正的杀手。

我说过，朝鲜人搞剌杀，那是有天赋的。

难道他们是两千年前跑去朝鲜半岛的荆轲后裔？

炸弹扔到眼前的时候，六巨头还在那里比谁腰板挺得更直，比谁更能淋雨呢，哪里能料到唱唱国歌却唱来了一场横祸。

大家聚精会神做事的时候，千万不能开这种玩笑，来不及反应啊。

“轰”的一声巨响，六个人一个也没跑掉。

当然了，根据各人贡献不同，待遇还是有所区别的。

其中，白川最惨，据说身上一共取出了200多块弹片，这么多铁东东估计撑也能把一个人给撑死，当然得完蛋。中国有家报纸在报道时用了这样一个标题，倒是蛮对仗的：乘军舰而来，躺棺材而去。当然话中有话，但都是事实，日本人也找不出什么借口来发飙。

因为是给自己过生日才丧命的，裕仁很过意不去，下旨追封他为男爵，还做了一首打油诗以示哀悼，其中有“留取长相忆”云云。

白川“长相忆”了，其他人也没好到哪里去。野村成了独眼龙。植田和重光葵都各自断了一条腿，成了瘸子（两人合在一起倒还是两条腿）。河端当晚死在医院里。村井是唯一的幸运儿，大概站的位置较偏，只受了点伤，没缺胳膊断腿，还算是一个完整人。

由于六巨头只是站成一排，而且中间估计还会隔开一点距离，这炸弹的能量可想而知。

两个月前“抗战胡子”胡厥文想做的事，朝鲜人尹奉吉一家伙都帮他搞定了。毕竟，干这个人家更专业。

英雄刺客尹奉吉当场被捕，后来被押往日本国内处决。殉难的地方，就是植田第9师团的老家——金泽。

在一些书中，我们可能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句式：某事件“沉重地打击了一个某某的嚣张气焰”，“向全世界宣告了另一个某某是不可侮的”。

虹口公园事件当然也可以这样套用，但我认为，无论是从军事还是政治角度，都不宜对此类事件评价过高。

刺杀和暗杀，作为弱者对强者做出的一种英勇的反击手段，固然值得赞赏和敬佩，但它一般很难影响到原来的强弱对比，甚至往往还会起反作用。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

历史上有荆轲刺秦，但即使当时荆轲真的冒险成功，把秦王给杀了，燕国就真能逃脱覆灭的命运？

我看未必。

孙文当年带头闹革命，起初也爱搞暗杀，汪精卫就是其中比较积极的一个（只是技术不够好，被抓住了），但最后对清政府真正起到颠覆作用的，还是武昌首义。

甚至可以联系到现在的伊拉克、阿富汗，你搞肉弹那一套，除了无辜老百姓受连累，真正的英美大兵又被你干掉了几个？

我看到有些文章上说，虹口公园事件长了我方志气，灭了敌人威风，震慑了日本，使其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大意如此）。

长我方志气，这是肯定的；灭敌人威风，那也是有的。但要说是因为这个事件，日本人才降尊纡贵，跟我们重启谈判，个人觉得这个结论有点大了。

亡命之徒们（那些疯狂的日本军人）如果这么容易就被“震慑”住，那就不叫亡命之徒了。他们最爱干的事就是无事生非。现在你有事了，他当然更疯狂、更亡命。

虹口公园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在敏感时间发生的一个玩火举动。我们看着爽，但其实真的很危险。

因为时间不对。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2月29日，那就好极了。期间正是两军交锋之际，所谓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主将殒命，必然会使日军军心大乱，所谓的七丫口登陆可能也就实现不了了。

然而这是在停战期间，双方已经在谈撤兵的事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这种事，对日本军队中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好战分子来说，简直可以说是求之不得。所以当时就有人称这是第二个萨拉热窝事件。在日本国内和上海，已经有些人在蠢蠢欲动，想找中国人的麻烦，并借此引发更大争端。

实际上，从后来披露的事实来看，也的确有国人在幕后参与策划，甚至19路军的主要将领和有“中国暗杀大王”之称的王亚樵（又一位猛人）都在里面。据说是他们联合上海的朝鲜流亡政府安排了这次刺杀行动（中方出经费，朝鲜出人）。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中朝之间的关系。中国民间抵制日货起于“济南惨案”，但大规模行动则是从万宝山事件朝鲜屠杀华侨开始的。当年南京政府曾派人化装成日本学生到平壤进行调查，看到满街都堆放着华侨的商品，连车都开不了，其状甚惨。

万宝山事件从本质上说是日本发动的一次有计划的调唆，但事实上并不成功，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很快中朝民间就达成共识，把仇恨矛头对准了共同的敌人，所以朝鲜流亡政府明里暗里一直得到中国方面的保护和支持。

在虹口公园谋刺案中，由于刺客尹奉吉坚不吐实（这一点朝鲜人一向很为硬气），负责刺杀行动的朝鲜领导人也在事后成功逃脱，导致日本人手里并没掌握中国参与其中的真凭实据。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日本正好碰到了一件让他们更头大的事。

那就是虽然在东北搞了一个伪满洲国出来，但外面有李顿调查团找麻烦，里面有东北义勇军一拨一拨地翻江倒海，关东军的日子那是相当难过，急需上海这边调兵过去支援。

也就是说，至少政客们（包括那个以强硬出名的松冈洋右）已经都清楚，日本在上海再也玩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