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说过风格较为鲜明的辽南义勇军后，我们再来说说另一支义勇军。

我有一个体会（完全是个人的）：我们对自己身边非常熟悉的东西往往容易淡漠或不予深究，比如说国歌。

几年前，我随一个团队在昆明的一座山上玩，看到路牌上有写“聂耳墓”，很激动，便想去探访一下。无奈那是一个扬旗排队的旅游团，同伴中文人基本没有，“骚客”估计也就只有我一个。对看一个死人墓，没人提得起兴趣（尽管他是无人不晓的聂耳）。我这人集体观念还是很强的，于是只好作罢。

我对聂耳墓的兴趣主要来自于两点，其一，我这人爱假充斯文，比较喜欢文人的那套东西，比如说这里如果有一个划船项目，又有一个名人故居，给我选，我肯定选后者；其二，我从小就听说聂耳是被日本人害死的（后来知道并没这回事，人家日本还很欣赏他的才华，专门在他溺死的地方建立了纪念碑），觉得这事很离奇，或者说蛮有故事性。

请原谅，从头至尾，我就没当他是国歌的作者看。

因为那首歌真的是太熟悉了，熟悉到我们根本就不想了解它的起源，知道它的历史，体察它的精神。

我想，如果当时我能够把歌的名字——《义勇军进行曲》在心里默念几遍，也许我的看法会有所不同。

聂耳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一定是饱含深情的。因为歌中描写的其实就是一支真实存在过的义勇军：他们曾在东北“发出最后的吼声”，把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

惟其真实，惟其感愤，惟其激越，才能传之久远，打动人心（“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然而宏志士之气”），否则，不能解释“红歌”这么多，为什么只有它才能成为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代表歌曲。

这支义勇军，就是辽东义勇军。

在那个时代，辽东义勇军发展最快，风头最健，为各路义勇军之翘楚。

吉辽地区的义勇军，都各有各的特点。比如说辽南义勇军，上层知识分子多，但中流砥柱却是绿林出身的老北风等人；辽西义勇军（黄显声等组织），以警察为骨干，有部分绿林加入；而辽东义勇军，领头的则大部分是军人，绿林人物很少。

辽东义勇军的诞生，与两个人有很大的关联，或者可以说，是这两个人从一正一反两个方向成就了它。一个是于芷山，原任东边道镇守使，“九?一八”事变后没多久，便带着家当投了日本人。日军在攻占锦州的时候，关东军差不多全集结过去了，帮着他们看家的伪军，除了张海鹏，就是这个于芷山。

另一个人是于芷山部队的一个团副，叫唐聚五。

唐聚五是东北讲武学堂第6期步兵科的，比黄显声低3届。他是那一期的保送生，也就是不用考试就可以进去读书了，而保送人，就是张学良。有了这层关系，他跟黄显声一样，都属于铁了心准备跟着少帅干的东北军少壮派。

刚开始，于芷山因为把不准时局方向，没有贸然投敌。但当唐聚五所在的那个团的团长投降了日军，他主动请求带兵予以讨伐时，于芷山却不同意。

人微不一定言轻，匹夫亦能救国。一气之下，唐聚五便跑到北平去找张学良告状（那时关内关外来往还很方便）。张学良当然支持他，马上升其为团长，要他回去见机行事。

可这个团长当得实在是晚了一点，因为等唐聚五回来就职时，他发现于芷山已经带着省防第1旅降敌了。他紧赶慢赶，只追回来两个营。

但就是这区区两个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后来发展到了37个师（当时称为“路”），有24万人之多，成为义勇军中数量最多的一支部队。

由此可知，如果东北军缺一个组织部长的话，唐兄是绝对可以胜任的。

人多，不一定都能打仗，何况也没有这么多的武器可以供他们使用，所以辽东义勇军虽然声势浩大，但拿大刀长矛的比拿步枪的要多得多，基本打法也和辽南义勇军差不多，即围着铁路打游击，拦拦火车，炸炸桥梁，那是家常便饭。

由于辽沈铁路被过于“关照”，南满线上曾连续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关东军甚至一度不得不考虑停止列车的晚间运行。

除了进行铁路破袭外，辽东义勇军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火烧沈阳东塔飞机场（原属东北军）的飞机仓库，一晚上烧掉了14架日机，把日军飞行员心疼得直掉眼泪。

对义勇军这种在自己家门口大闹天宫的做法，关东军当然不能不管，但苦于兵力不足，只能让于芷山的伪军先出马，给他打头阵。后者也不是省油的灯，趁势跟日本人要了一批上好的军火。

让于芷山和关东军都没想到的是，这批武器拿到伪军手上没几天，就换了主人。

如同辽南的老北风爱把爆竹放在水桶里跟日本人玩恶作剧一样，唐聚五的辽东义勇军在对付于芷山伪军时也用上了这一招，而且更有创意。

一是不用水桶了，用煤油桶，铁家伙一碰到炮仗炸得还要响还要欢。

二是如果在一个固定地方放爆竹，效果还不够逼真，要逼真，就得搞成动作片。辽东的这些人脑子真够好使的，他们找来了驴子，把铁桶系在驴背上。鞭炮一点，驴子马上吓得四处乱跑，听起来就好像很多人端着机枪在冲锋扫射一样。

三是大打“神经战”。辽东义勇军人多子弹少，舍不得用，晚上就拿爆竹在伪军耳朵边放，而且天天如此，乐此不疲，弄得跟义勇军打交道的伪军各个精神衰弱、委靡不振，晚上不打仗的时候硬挺着，白天真打仗的时候却一个劲地要打瞌睡，结果当然不经揍。

拜运输大队长于芷山所赐，辽东义勇军有好几支部队都鸟枪换炮，扛上了日本原产的“三八式”。

这样的送法，关东军再有钱也受不了，于是便挤出一股兵力前去督战。

伪军“贱”，日军“贵”，从日伪军的排兵阵容上也能看出来：伪军在前，日军在后。

枪弹无情，一般来说，先死的总是前面的人。谁知道这些伪军打仗虽然无能，保命却很有一套。义勇军的枪声一响，他们马上呼啦一声闪到了两边，就像事先商量好的一样默契。这可把后面的日军给害苦了，连找掩体都来不及，全都直挺挺地暴露在枪口之下。

仅通化一战，日伪军就被打死1000多人，义勇军挖了一个超级巨坑才收拾干净。

面对义勇军的燎原之势，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头大如斗。

如果克他这个“本庄”的就一个“北风”那还好说，问题是现在不止一个老北风，东西南北风，都一个劲地从门窗里刮进来，把他冻得牙齿咯咯作响。

满洲真不好待啊。

刚刚解决马占山、李杜这些大牯牛，以为可以喘口气了，却不知从哪里又跑出来这么多义勇军，赶也赶不尽，扑也不扑灭，这可怎么是好。

当时关东军能调配的部队应该说也不算少，除铃木旅团（驻齐齐哈尔）、村井旅团（驻辽阳）以及吉辽两省的铁路守备队外，还有一个很能拿得出手的仙台师团（驻哈尔滨）以及临时客串的朝鲜龙山师团（驻锦州）。

但把这些主力的非主力的部队加一块儿，往东北一撒，马上就不见影了，根本就不够用，依靠他们，只能勉强控制一些大城市和铁路沿线。稍微偏远一点的，就只能采取补窟窿办法。这边发现义勇军了，派部队到这边去，那边又有了，再派部队到那边去，赶场子一样地到处乱跑。

等到占领哈尔滨，连赶场子都来不及了。哈市周围，除了李杜、冯占海余部外，也冒出了义勇军。

看到关东军在守备上已经捉襟见肘，参谋本部决定增兵东北，实际当家的真崎次长为此大开了绿灯。

在此期间，虽然朝鲜龙山师团已打道回府，返回朝鲜，但来了第8师团（弘前师团）和第10师团（姬路师团），一进一出，反而多出了1个师团。等到“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日本又迫不及待地把第14师团（宇都宫师团）调过来，这样关东军就破纪录地达到了4个师团。

此外，关东军飞行队也得到了国内增派的4个中队，加上原有的5个中队，麾下共掌握9个飞行中队。

给的人多，要求自然也水涨船高：不仅要打大的，也要打小的，不仅要完全控制北满，也要确保吉辽的“治安稳定”。

那段日子，重压之下的本庄繁确实比较烦（繁），比较烦，比较烦。

更烦的还不止这一件事，有人告诉他：李顿调查团驾到。

和原来预期的相比，调查团已经是姗姗来迟了。

李顿一行是3月14日到上海的。按照一般行程，如果坐火车，几天后就能出关。

事实是，直到月底，他们也没能到东北。

游山玩水去了？

确实绕了一下，去过湖北、四川、山东、天津，但时间不是很长，主要是按照国联的要求进行中国国内情况的调查。

那关内调查完了，总该在东北现身了吧？

又过了大半个月，还是没到。

这真是奇了怪了。我看《曾文正公家训》中，曾国藩从北京到湖南，一路上行行止止，也没有火车汽车出租车，半个月也到家了。怎么这个调查团如此之慢？

调查团的先生们，再心不在焉，也不能这么应付差事啊。要知道，全世界的目光都看着你们呢（那时候的所谓全世界，主要是指欧美和亚洲的几个小国家）。

事实上，调查团早就到了华北，并会见了“九?一八”事变的当事人之一——张学良。

可是到了山海关却被一个东西卡住了，出不去。

这就是所谓的顾维钧的“入满问题”。

入满问题

按照国联决议，调查团委员以李顿为首，由英美德法意五国代表各一人组成。除此之外，为协助调查团工作，中日双方还要各派一人出任顾问。

这个顾问有两个要求。一是不能是政府成员，也就是公务员不能要，免得你假公济私。二是必须在外交上是一把好手，否则你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

这两个条件，有外交奇才之称、刚刚辞去外交部长一职的顾维钧全都符合，中国方面当然就选他了。

谁知正要入“满”出关时，伪“满洲国”却意外地提出来，说别人都可以来满洲，只有顾维钧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