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接近尾声时,西归路断,回不了老家了。宋哲元就想从潼关东渡黄河,进入山西避避风头。可是算盘打得比谁都精的阎老西事前就把渡船都搜罗一空,弄到东岸去了。
事到如今,明知人家不肯收纳,宋哲元也只有硬起头皮给阎锡山接连不断地发电报,让他无论如何拉异姓小弟一把。
老阎来了个装聋作哑,就当他没收到。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晋绥军和西北军虽非夫妻,却也有共同结盟讨蒋的“革命情谊”,只是这“情谊”委实经不得考验,轻轻一碰,就碎得不成样子了。
最后,宋哲元好不容易在河边找到了3条小船,靠着这3条救命船,他带着几个亲兵躲到了山西南部。
大部队当然只能丢在对岸,供中央军收罗了。
以后陆续又有一些被打得四分五裂的部队投了过来,大家都凄凄惶惶,扎着堆取暖。
人不满千,而且还是黑户,身上连个暂住证都没有。
没有任何办法可想,宋哲元决定再做最后一次尝试——到太原去,找那个抠门抠到家的阎锡山再谈一谈。
奇人萧大哥
“谈一谈”是好听的说法,其实就是“求一求”。
在这个堪称无望之旅的行程中,离太原越近,他越觉得灰心,到了一家山西饭店的时候,终于不想再走下去了。
与其被人家奚落,又办不成事,还不如解甲归田,到天津去当个寓公算了。
不过,在这之前,他一定要见一个人。
见过之后,再无遗憾。
什么人这么重要呢?
不是老帅冯玉祥。
在中原大战时,我们已经见识过一个杂牌军的天才领袖——“小孟尝”何成浚。在这之后,又蹦出一个更厉害的,也就是宋哲元在绝望之中非见不可的那个人。
他叫萧振瀛。
何成浚善于交朋友,什么人见了都能混个脸熟,也能在一定范围内摆平很多人事。
这种本事,萧振瀛至少能和他平分秋色。
民国老人谈起萧振瀛,均感慨良多,说你只要跟这个人结识,第一次见面,他马上就能和你自来熟,看上去就跟有好多年的交情一样,第二次见面,那就得到彼此“托妻寄子”的地步了,第三次,干脆什么都别说了,直接一个头磕在地上,拜把子认兄弟吧!
你还别不信,人家就有这能耐。据说他家里积累的兰谱(就是结拜兄弟时必备的那个帖子)之多,已经到了“骇人听闻之境”。
在冯玉祥手下,无党无派的萧振瀛被委任为西安市长兼宋哲元部队的军法处长。由于其在西北军高层中人缘颇佳,人皆称其为“萧大哥”。
想当年国共闹分裂,老冯也在西安搞清党。虽说他后来跟我党走得较近,不过那时候搞起运动来也毫不含糊,仅西安一地就逮捕了千余青年(一说是三千),准备都当“共党分子”给杀了。其实这里面好多并不是,后来甚至有成为国民党骨干的,说白了,都是些平时敢说些“救国救民”的话,能够就国家大事发些议论的人。
萧振瀛心里很清楚,这些人不仅没有大罪,而且都可能成为未来国家栋梁。他姓萧的不能做这种自损良材的事。
想向冯玉祥求情吧,以“冯先生”(冯玉祥)那脾气,说一不二,肯定不会松口,不仅不会松口,没准还会立刻让人把他们从监狱里拖出去给砍了。
怎么办?
萧振瀛为了这件事,好几天都不回家,独自待在军法处里一个人转圈(“绕室竟夜”)。
天快亮的时候,终于下了决心。
他把卫队长喊来,让他把监狱里的人放掉。
后者问他放哪些人。答:放16岁以下的。
卫队长刚走出门,他又追上去,咬了咬牙,改口道:放18岁以下的。
卫队长答应一声,再走。萧振瀛再追,这次他干脆定了一条线:20岁以下都放!
这帮小年轻里面就没几个超过20岁的,于是人呼啦啦都走光了。
这么大的一件事,冯玉祥不可能不知道,知道后勃然大怒,下令立刻处决萧振瀛。
这时候让老冯弄不明白的事情发生了。
堂下忽然呼啦啦地跪了一大群人,仔细一看,都是西北军的高级将领,老牌的有宋哲元、马鸿宾、门致中,新锐的有冯治安、张自忠,这些人众口一词,都请求老冯不看僧面看佛面,放萧振瀛一马。
命令执行不下去了,而这在家长制盛行,向来令行禁止的西北军中是极为罕见的。
冯玉祥脸色都变了,难道你们想造反不成,我说过的话几时变过?
不放!
老冯这个人的性格,在外人看来常有古怪的一面,例如,凡是他认为一定要罚你的,则必罚不可,如果谁要从中说项求情,他不仅不会加以豁免,反而还要罚得更厉害(“加倍重责之”)。
不近人情归不近人情,但是从客观上来说,这也是他铁腕治军,提高自己在军中说一不二的威信的一个重要手段(“以示其绝不能为外界所动也”),否则,难以想象战将云集的西北军会唯他老冯一人马首是瞻。
然而这次绝对是一个例外。因为宋哲元很快又请来了更大牌的:张树声、闻承烈。这二位可都是西北军元老级人物,张树声更与冯玉祥是拜把子弟兄。
眼看人情快要大到天了,吃不住劲的老冯只好把萧振瀛放了。
从此以后,冯萧二人就为此结下了梁子,萧振瀛也再未能获得老冯的信任和重用,不过这倒推动了另一个圈子的牢不可破:萧振瀛先后与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等人八拜结交,成为兄弟。
这个圈子实际上就是后来29军高层的雏形。
重建西北军
几乎已经万念俱灰的宋哲元给萧振瀛发了信,可是他也不能确定对方一定会来。
论身份,他现在可不是什么西北军的大将了,说不好听些,就是一丧家之犬,别人躲你还来不及呢。
可是萧振瀛赶来了。
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宋哲元一下子泪流满面,握着萧振瀛的手不知说什么才好。
良久,他才蹦出一句:就等你来了,我就想见一见你,然后就起程到天津去(“只待汝,晤后即回天津”)。
还剩下千把人,不过已经交给了刘汝明,让他们听天由命吧。
萧振瀛劝宋哲元,虽然老西北军垮了,但事情并未到不能挽救的地步,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救国之志未达,何谈解甲归田”)。
宋哲元叹了口气,眼下这种局面,人心已散,再把大家捏到一块儿又谈何容易。
反正他宋哲元是没这个本事的。不说别的,眼看就要到太原了,却连见一下阎锡山的勇气都没有,连户口问题都解决不了,还谈什么东山再起呢。
他看着对面的萧振瀛:难道你有办法去说动那个阎老西吗?
萧振瀛摇了摇头。
宋哲元一屁股又坐回到了椅子上。
那你就别劝我了,我知道你是好意,但事已至此,还是让我该上哪儿上哪儿去吧。
萧振瀛随后的一句话,却让宋哲元差点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我虽然没有办法说动阎锡山,却有办法帮你重建一个新的西北军!
说罢,飘然而去。
虽然在场面上混,萧振瀛却并不是一个喜欢说大话的人。
事实上,对于重建西北军,他在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构想。
第一步,需要把弟兄们捏成团。
这在西北军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难以完成的工作。因为原先的老西北军将领们就是谁也不服谁。互相拆台可以,互相信任?这是个什么东东,没听说过,免谈!
中原大战前,大家还都听冯玉祥一个人的,中原大战失败后,连老冯这块牌子也不好使了。
萧振瀛的意思,是希望以宋哲元为首来建立一个新的领导集体。
他先找到了同在晋南躲避的张自忠。
在跑到山西的西北军残部里面,数张自忠师的编制最完整,基本没有溃散,共有5000人马。宋哲元则只有千余人,按照强弱对比,他反过来应该拥戴张自忠才对。
对于重新组队,张自忠是赞成的,但是让宋哲元当老大,他不赞成。
萧振瀛对他说:大家都是患难弟兄,你听不听我的?
张自忠马上说:当然听大哥的。
那好,我萧振瀛拥戴宋哲元。因为他有两点够格:威望足以服众,为人足够坦诚(“义高能得士”)。
张自忠是个性格很耿真的人,道理一讲明白,马上豁然开朗,爽快地答应萧振瀛会“服从到底”。
摆平了张自忠,萧振瀛又马不停蹄地一个个去做工作。
西北军的这些人都属于狗急了跳墙,渡过黄河也没得到过阎锡山的允许,来了以后七零八落地分布在晋南的各个地方,要把他们一个个找全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听说要重建新军,大家都同意,但在推谁为首领这个问题上,始终达不成一致意见。一开始大家说让萧振瀛领着大伙干,萧振瀛赶紧摆手:我在旁边出出主意行,做“头儿”肯定不够格。
见萧振瀛推辞,众人又说让张自忠来带这个头,反正就没人想到那个落魄的宋哲元。
萧振瀛则还是坚持原来的想法。
大家在一块儿,不就是要重新聚义吗?宋哲元光一个“义”字就有资格坐头把交椅,而且他确实是当大哥的料,跟着他干才有奔头。
经过萧振瀛来回一宣传,诸将都慢慢想通了,那就这么干吧。
最后找到的是赵登禹。
萧振瀛原先以为要说服他可能比较困难。因为按照预想的编制,赵登禹只能排到旅长,而他此前在西北军是师长,还当过老冯的警卫员。
没想到几句话一说,赵登禹什么条件都没提,只给萧振瀛回了一句话:干不干,怎么干,由萧大哥你决定,别说旅长了,让我做团长营长都行。
看看差不多了,萧振瀛便在山西运城开了一个会,把谈过话的这些人都召集到一块儿商量。会上,按照萧振瀛的提议,初步决定编成一个军,由宋哲元来当“头儿”,张自忠当“二头儿”。
但是,对萧振瀛来说,内部搞定只是起点,真正难的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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