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流贼，就像大明朝机体上的癌症一样，转移扩散的地方越多，对大明朝这个机体的伤害就越大。

一旦这一次也像历史上那样，没有能将他们赶回陕西，或者就地消灭掉，让他们再一次从山西南下，越过黄河，流窜到河南腹地，然后再到庐凤和湖广四处流窜破坏的话，那么大明朝就很可能也会像原本历史上一样最后走向末路。

因此，得知孙传庭、洪承畴等人，没能将流贼消灭在陕西本地，也没有将流贼赶向固原等西部边陲，崇祯皇帝的内心多多少少有点失望。

但是他也知道，这样的结果，其实也怪不得孙传庭和洪承畴。

三边总督衙门虽然率领着固原镇军队移防到花马池去了，但是从陕北的绥德、榆林、延安、横山这几个地方往西去，一路上都驻扎着防备套虏的重兵，这一路上不管是靖边卫，还是定边卫，都不是陕北的流贼敢去招惹的。

而过了定边卫之后，往西就是花马池，这是三边总督衙门和定虏镇的核心防区，更不是如今的区区流贼赶去触犯的了。

与此同时，陕西巡抚洪承畴又奉旨在同川、西安、潼关以及汉中等地整军经武、厉兵秣马，陕北流贼又不敢南下，那么剩下的也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往东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流窜了。

说来说去，流贼窜晋的背后，其实还是山西沿黄一线的防御出了问题。

虽然内心之中多多少少有点失望，但是对于孙传庭等人在奏报之中提到的几次围剿流贼作战的胜利，崇祯皇帝还是要按照惯例下旨褒奖一番的。

特别是对延绥镇上下处理俘虏流贼及乱民的做法，崇祯皇帝还算比较满意，知道这些人终归还是领会了他的意图。

在答复给孙传庭的旨意之中，崇祯皇帝对坚守延安府城和绥德州城的一应官员进行了褒奖，并将阵斩混天猴张应金的绥德守备杜文焕，提升为延绥镇右协参将，继续镇守绥德。

此外，对于剿贼有功的延绥镇将士，崇祯皇帝也再一次从内帑之中拿出十万银元进行奖励，并由孙传庭、贺时雨、马懋才三人对有功将士论功行赏。

至于孙传庭等人在奏报之中提及的葭县回民反贼首领老回回，崇祯皇帝当然知道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就是明末的另一位流贼首领老回回马守应。

马守应，也是延绥镇边军逃卒出身，之所以有这么个绰号叫作“老回回”，是因为他在以汉族军户为主的延绥镇军中，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回族人。

后来杀官造反之后，马守应成了陕北流贼之中区别于其他派系的“回革五营”的首领之一，同时也是在明末各股流贼中造反比较早，同时又坚持到最后的一个重要人物。

“回革五营”中的“回”，指的就是“老回回”马守应麾下的回回武装，这是一支比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汉族农民军破坏性更强的明末流寇队伍，所到之处杀光烧光，简直是无恶不作。

“回革五营”后来变成了“革左五营”，就是因为老回回马守应麾下的回回兵对待汉民太过残暴，令同一阵营的其他几支流贼队伍都看不过眼，不愿与他一起并称，最终分道扬镳。

张献忠这个人在明末流贼之中，已经算是够凶残邪恶了，但是与老回回马守应相比起来，还是属于小巫见大巫的那种。

而张献忠本人起事之初，就在老回回马守应的帐下当喽啰，分家单干之后也曾多次回归依附于老回回马守应，说起来，他还是老回回马守应麾下的“附回军”旧部出身。

马守应这个人平生就两个爱好，一个是念经，一个是杀人。

至于他念的究竟是什么经，不太好说。

这里只能说，他念的不是什么好经，至少不是劝人向善的佛经。

元朝的时候，蒙古人对回回和色目人是比较优待的，享有不少特权。

等到朱元璋恢复中华之后，蒙古人被赶回塞外，而回回和其他一些色目人大部分跟着抵抗的元军退往西北，剩余的归顺明军，继续定居华夏腹地。

尽管这些回回和色目人，曾经在消灭南宋的过程中，对汉民族犯下过无数残酷的罪行，但是朱元璋并没有对他们秋后算账，进行清算复仇。

相反，大明朝后来的皇帝和朝廷官员，对待回回与汉人完全是一视同仁，没有任何的歧视。

比如三宝太监郑和就是云南的回回出身。

因此，到了明朝中叶以后，回回再一次遍布天下了，而其中陕北的绥德、榆林、延安等地，以及甘肃的临洮、固原、庆阳、平凉和宁夏等地，都是回回分布相对比较集中的地区。

由于这些地区的回回比较集中，又有所谓的“经堂”作为他们相互联系的关系纽带，所以非常抱团，一到了荒年，就会成群结队地四处抢掠汉民。

为此，明朝中叶的时候，陕西的官府曾经专门针对回回规定了几条禁令，比如回回不许持兵器、不许群聚、不许抢掠等等，但是这些禁令形同虚设，根本约束不了这些人。

而当时的这类人也很少以大明百姓自居，不认为大明朝廷管得了他们，所以动不动就聚众造反。

这个问题不光是明朝存在，即便是到了后世汉人推翻了满清，建立了中华民国以后，西北的这个问题依然十分突出。

所以，一在孙传庭的奏报之中看到老回回这个名字，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立马就想到了马守应，想到了到了后世的一次又一次回乱，或许应该趁着陕北大乱的机会，将这个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掉才好。

接到了来自陕西的最新奏报之后，在正月的最后几天里，崇祯皇帝连着几天，与三位军机大臣商议平灭流贼的有关事宜，最后终于商定了这么几条，派人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往榆林、西安和花马池。

其一，诏令免除包括陕北延绥在内的陕西诸州府五年之内一切钱粮及正税杂税，禁止陕北延绥等陕西诸州府官吏向百姓收取任何钱粮等物，违者论死。

其二，诏令三边总督袁崇焕遣人到陕北、关中诸州府招收饥民，赴宁夏黄河两岸沿线屯垦。

其三，诏令临洮镇总兵官董志义、监军御史韩一良，带临洮镇主力移镇汉中，并命令三边总督袁崇焕赴临洮，亲自坐镇指挥临洮镇上下移防事宜。

其四，诏令封藩西安的秦王朱谊漶，出资崇祯银元五十万，支应临洮镇上下移镇汉中有关事宜，出粮米三十万担，支应陕西巡抚洪承畴赈济关中饥民。

其五，朝廷为陕西三边五镇，即延绥、定虏、宁夏、甘肃、临洮，拨付崇祯银元一百万，作为崇祯二年元月至六月军饷，旨到之日起，由洛阳户部分司转运西安，由三边五镇监军御史携三边总督衙门关防文书，赴西安支取。

而且这一次，崇祯皇帝还将自己日益倚重的高时明再次派了出去。

但是这一次不是往洛阳，而是往西安，并且带着刚从辽东调回京师的胡一魁，到西安筹备设立锦衣卫西镇抚司，专门坐镇监察临洮镇移防，以及秦王府出资助饷有关事宜。

当然，崇祯皇帝下决心，设立锦衣卫西镇抚司，不是为了要在西安大开杀戒，而是为了整顿陕西三边五镇，以及山西、河南两地的锦衣卫系统，这些个锦衣卫千户所力量分散，各自为政，实在是锦衣卫资源的一大浪费。

除此之外，崇祯皇帝以密旨的形式，再一次将自己的剿匪战略详详细细地告诉了袁崇焕、洪承畴和孙传庭三个人，告诉他们剿灭流贼必须斩草除肯，不能春风吹又生，要把陕北诸州府不适宜耕种居住地区的百姓，尽快全部迁移宁夏、河西或者河套安置屯垦。

对于已经造反的流贼，能诛灭的就地诛灭，不能诛灭的，不要往东压迫，而是要尽量往平凉、庆阳、固原乃至凤翔、临洮等西部边地驱赶。

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东边要严防死守，不让流贼流入大明腹地，而西边则是让开道路，如果不能剿灭，就让流贼西去。

处理完了给陕西三边诸地督抚的旨意之后，崇祯皇帝与军机处的几位军机大臣还没有商量好如何安排山西的剿贼事宜，就又收到了来自山西上下一众官员的奏疏。

而来自山西上下一众官员中的几封奏疏，让内阁和军机处几位重臣惊诧莫名的同时，也让崇祯皇帝再一次难以遏制地感到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