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保护巴达维亚一带大明侨民的要求，不管是作为正使的韦特，还是来自巴达维亚总部、此次充当韦特副手的安东尼?范?迪门，都没有理由不答应。

这两年来，从大明朝境内的闽粤等地前往巴达维亚一带的华人移民确实有点越来越多，已经引起了荷兰东印度公司高层一些人物的忧虑。

不过，这些来自大明朝的华人，勤劳，能干，肯吃苦，比起当地的爪哇土著来说，也确实是一批更好的劳工。

因此总的来说，大量华人移民的涌入，对于巴达维亚殖民殖民当局而言，至少在目前还是利大于弊的一个局面。

至于将来怎么办，那可不是韦特和安东尼?范?迪门在此次行程之中所能够决定的问题了。

而崇祯皇帝之所以要借着这个机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则是因为他知道，在将来的历史上，随着华人下南洋的数量大增，这些西方殖民者在南洋各地多次对华人移民举起屠刀。

吕宋岛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当局是如此，爪哇岛巴达维亚的荷兰殖民当局也是如此。

崇祯皇帝向荷兰人提出保护当地大明侨民的要求，就意味着这些人即便是离开了大明的国境，也仍然是大明朝的子民，你们这些红毛鬼子要是对这些大明侨民动手，那就要考虑到他们背后的大明朝。

崇祯皇帝当然知道，在大明朝的海军舰队能够抵达马尼拉以及巴达维亚之前，自己提出的这个要求，实际上可能根本发挥不出多大的作用。

但是，他还是得尽快向荷兰人提出这个要求。

因为这一世，他在崇祯元年的时候就解除了海禁的政策，闽粤地区因此得以出海谋生的百姓很多，而其中下南洋的数量，也比原本历史上的数量要多得多。

又因为如今大明朝与荷兰人的关系相对缓和的原因，从闽粤之地出海去往巴达维亚的人数，也比历史上多了不少。

在这样的情况下，巴达维亚的荷兰殖民当局，还会不会对下南洋的华人动手，甚至说会不会提前数年动手，崇祯皇帝也实在是说不准。

还好，这一世，由于荷兰人联手郑家的军队，提前了十余年铲除掉了西班牙人在东番岛上的势力，提前与远东的西班牙殖民当局彻底撕破了脸，使得荷兰人的巴达维亚总督府不得不集中力量提防西班牙人的报复。

所以，对于大明朝的一些要求，他们眼下还不能不答应。

至少他们在东番岛上的存在，如今不再取决于他们自己，而是取决于他们与大明朝的关系。

就是在驱逐西班牙人的战争之中，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高层非常惊讶地发现，在东番岛陆地上的中国军队，也就是郑芝龙麾下的郑家军队，不管是人数、士气、装备和战力，都对荷兰人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

至少除了大型战船之外，荷兰人相比于东番岛上大明朝的军队已经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了。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把总督府前往东番岛东海岸圣洛伦佐城（后世台湾宜兰苏澳地区）的根本原因。

同时，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在与郑芝龙达成了协议之后，还要巴巴地北上大明朝的京师，与大明朝的理藩院以及大明朝的皇帝陛下再次确认协议条款的原因。

荷兰人不傻，尤其是来往过大明朝一趟的现任驻东番总督毕德诺，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郑芝龙在东番岛上的势力，与大明朝廷不同。

郑芝龙是郑芝龙，他与大明朝的北京朝廷之间关系微妙。

而意识到了这一点后，正在忌惮着郑芝龙势力的毕德诺，很快也就认识到，如果他们与郑芝龙之间的协议，能够得到大明朝廷，甚至是大明皇帝陛下的亲自确认，那么这个确认本身，就是对郑芝龙的一种制约。

与此同时，荷兰人的存在本身，对郑芝龙的势力来说，也是一种制约。

毕德诺这个红毛柜子，倒是把大明朝堂上的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猜了个八九不离十。

不过也正因为这样，毕德诺成为了如今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地区的高层人物中，最积极主张与大明朝展开合作的人。

同样基于这一点认识，毕德诺也写信力劝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总部，继续资助以康迪纽斯为主的耶稣会在大明朝西北边疆的圣战事业。

而这一次，韦特带来的副手——来自巴达维亚的安东尼?范?迪门，其使命，正是带着荷兰东印度公司资助的第二笔资金，前来交付给在华的耶稣会负责人，并且要担任康迪纽斯耶稣会保安团的军事指挥官。

对此，崇祯皇帝当然也没有反对。

就在接见了韦特等人一行之后，他也不等正旦大朝会举行，即令理藩院给安东尼?范?迪门等人开具了通行宣大、河中地区各个关口的文书。

让安东尼?范?迪门在京师雇了骡马车队和向导，在一队锦衣卫人马的护送之下，沿着用水泥混凝土铺装了半截子的京西驿道，一路往西，出居庸关而去。

同时，也让这个荷兰贵族军官出身的安东尼?范?迪门卡曼达（海军中校），去代替德国人传教士汤若望的位置，让汤若望回来继续参与编纂崇祯历书。

除了除了荷兰人的特使之外，在崇祯四年正旦大朝会举行前夕，赶到北京城中的人物，还有朝鲜国的使节和对马藩的贡使。

而这一次，与朝鲜国使节一同来到大明京师的人中，还有经过了大明朝的驻朝鲜使节张溥与朝鲜国弘文馆共同选拔出来的朝鲜举子，一共是二十一人。

最初通过弘文馆选拔考试的朝鲜士子，总计多达七十二人。

但是经过大明驻朝使节张溥领着复林书院的人马，亲自检验了一番之后，就只剩下二十一个人了。

这些人写出来的八股文章，能够得到张溥、张采、周钟、孙淳等人的肯定，也可以算得上是当今朝鲜士林之中的所谓佼佼者了。

与这些被选中的朝鲜世子们一起，一同抵达京师备考崇祯四年春闱的人中，自然也包括了张采、周钟、孙淳、李雯这批身在朝鲜复林书院一边讲学一边研读的大明举人。

崇祯皇帝虽然厌恶这些在原本的历史上只知道夸夸其谈的复社名士们，但却也不能明目张胆地剥夺他们参加崇祯四年春闱的资格。

甚至于恐怕还得捏着鼻子，尽快将他们这些人吸纳到大明朝的官僚体系之中来。

就像崇祯元年的恩科之中，崇祯皇帝不得不捏着鼻子把张溥这样的人物，拉进大明朝的官僚队伍之中那样。

因为将他们这类人物留在大明朝的官僚体系之外，反而更加危险，更加具有破坏性。

而将他们弄进官僚队伍里之后，他们这些人的前途命运，几乎就等于是完全掌握在了皇帝的手中。

西北也好，边外也罢，包括遥远的西南地区，到处都有空缺的县令位置。

等他们中了进士，给他们一个三榜的同进士出身，再了不得的，最多给一个进士出身。

然后只需在吏部报上来的分配名单之中略作手脚，就可以将他们安排在再也发挥不了其煽动作用的遥远边地。

若是其中某些人真有实干之才，那么过不了几年就会冒出头来。

若是还想历史上那样只懂得耍嘴皮子夸夸其谈，那么他们就等着在各种蛮荒遍地渡过一生吧。

若是他们考中了进士，却不服从朝廷的安排，那等于是自己戳破了伪君子的面目，今后自然也就没有了前世立足于道义之上的蛊惑性和煽动性了。

这样一来，他们这些人的巨大危害，也就自动消除了。

当然了，将来有一天这些人有了在海外讲学的经验，自然也可以以此为借口，如同将张溥派往朝鲜国一样，给他们安上个常驻使节的名义，然后将他们派往缅甸、安南、寮国、暹罗，以及乌斯藏、对马藩，甚至是喀喇沁、多伦部、库伦部等等属国与外藩，去传播儒学。

也因着崇祯皇帝此时的暗中算计，周钟这个历史上崇祯朝最后一科的状元公，既没有了屡试不第的曲折，也没有了最后得中状元的荣耀，同时也没有了明亡后投降闯军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