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教授用”宜”解”义”，显然是从韩愈这儿来的。韩愈的定义很难说能得到孔子的认同。”

”义”在《论语》中共出现了75次，但孔子并没有给”义”下过定义。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试图对”义”进行解释：”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朱子所说的”天理”类似于孔子所说的”天道”。《礼记-乐记》中记载，孔子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

日月无私照。”也就是说天道就是无私。那么朱子的定义可以理解为，符合无私的天道的就是”义”。可见，网友塞外李悦说的，”韩愈的定义很难说能得到孔子的认同”，也有一定的道理。

于丹将”义”解释为”宜”，是因为看了《中庸》的解释，还是受到韩愈和朱子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只要稍有古汉语常识，就不至于误解该字意义的。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句中，”义”和”利”是对文，两个都是名词。在”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一句中，”宜”和”欲”是对文，两个都是动词。怎么能用”适宜”来解释名词”义”呢？既然于丹误读了孔子的”义”，那么”义”的真实含义应该是什么呢？

要回答好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到传世文献中去寻找线索，再通过理性的分析寻找答案。

春秋战国时，封建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代表奴隶制生产关系的井田制逐渐解体。原有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也伴随生产关系的解体而土崩瓦解，周天子一统天下的稳定局面已经不复存在，各阶级或阶层原有的权利、义务的规定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他们都迫不及待地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去争夺利益的最大化，于是，诸侯国之间争霸战争不断，奴隶、平民的起义斗争此起彼伏。”强以凌弱，众以暴寡”、”臣弑君，子弑父”等现象层出不穷，西周的政治思想制度固有的平衡被打破，整个社会陷入结构失衡的危机，利益成了人们追逐的目标和选择社会行为的价值尺度。

当时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社会，士农工商都在孜孜求利，”不余力而让财”（《史记-货殖列传》）。对”利”不知厌足的追逐，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社会矛盾。

如果一个社会从政的只想着如何不择手段往上爬，连起码的良知都放弃了；从商的只想着如何从消费者手中榨取更多的钱财，甚至不惜坑蒙拐骗、掺水造假；做学问的为一己之私，可以放弃人格、误导舆论；那么我们生活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到时可能会人人自危，吃饭怕吃到陈化粮，喝酒怕喝到甲醛酒，做生意怕被黑吃黑……这样的社会还适合人类生存吗？就算从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上，社会秩序也应该重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创始人孔子凭着悲天悯人的良知和济世救民的历史责任感，在总结、继承西周尊礼文化的基础上，致力于新政治秩序和新道德秩序的重建任务。

传统的西周尊礼文化为孔子提供了道德参考坐标，同时结合现实的社会需要，孔子提出了三纲五常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协调社会人伦关系，从而建立起既符合新兴地主阶级需要，又能使天下迅速恢复稳定秩序的新的思想文化体系。

”义”在孔子的思想体系礼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在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中”义”与”仁”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仁”是一切道德的源泉。先来看看《论语》中”仁”的描述：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就是仁的根本。”）《论语》第一章。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将自己克制在礼的范围内就是仁。”）《论语》第十二章。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就是仁。”）《论语》第十二章。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子张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能将五种美德推行于天下的就算是仁了。”子张问这五种美德都是什么。孔子说：”恭宽信敏惠。恭敬可以不受轻侮，宽容可以赢得人心，守信可以得到人的信任，机敏可以建功，恩惠可以领导众人。”）《论语》第十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