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士一般指那些具有较高的学识又在在朝廷当官的人，他们可以一边做官，一边教学生、授弟子。白衣士人、隐士、处士他们之间的共同特点就是头上没有官帽，但他们之间也有区别。白衣一般出生低微，是庶民的子弟。隐士往往终生隐居山林，聚徒讲授。处士涵盖的范围要更大一些，可以包括白衣士人，也包括在太学等官学中研习经典的诸生。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士人，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价值标准。到汉代，士人特别注重”士名”，强调人格名望、风骨气节和学识才能。为求取”士名”，士人们必须注意提高自身的修养，恪守封建纲常名教，以便得到统治者赏识，在朝堂博取一官半职。当然，也有士人为沽名钓誉，会到处拉帮结派，相互吹嘘。东汉后期，士人之间清议品题人物的风气进一步盛行，这种人物品题属于民间自发行为，标准当然也不一定与官方完全相同。

民间的清议品题，多少会触痛封建王朝敏感的神经，魏晋时期，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品评士人之权收归政府，按照官方的标准进行中正品评。那些德行才能高的人，被给予不同品第(乡品)，然后授以各种官职；那些没有通过中正品评的人，不能当有品级的官员，只能当普通的办事人员。这个制度看似公正，其实里面有太多的问题。这就好比取消高考，取消公务员考试，然后用一套思想品德规范来给大家打分，分数高的就当大官。我们就是用大腿思考也知道哪些人的分数会比较高，当然是与打分的官员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可以得高分，比如品评官的姑姑的舅舅的二婶的邻居的小孩的朋友。这种制度只会让权力永远掌握在有权有势的大家族手里，真正有聪明才智的庶民只能永远处于底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事实也的确如此，这一时期，九品以上官吏和得到中正品第的人，都成为士，其他人就成了庶人。进入权力中心的所有机会几乎都被士人垄断了，士人和庶人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尖锐。士族家庭出身的男子，一出生注定要做官，士人代代相传，个个锦衣玉食，荣华享尽，迅速地腐朽堕落。当时有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只要从车上掉不

下来的小孩，就可以当著作郎），-体中如何-则秘书（只要能在信中写几句问候的话，就可以当秘书郎）。”（选自《颜氏家训-勉学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长期养尊处优的生活，士族子弟从精神到体能都开始全面衰退。

梁朝时的建康令王复，出身士族，见到马喷气和跳跃，就吓得要死。他对人说：”这是老虎，为什么叫马呢?”士族自身的腐朽加速了他们的败亡，士族在东晋时达到极盛，到南北朝时开始衰落。隋唐以后，士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士作为一个特定阶层的观念仍然保留着。有官爵的人，仍称为士；免掉官爵的人，就成为庶人。到宋朝以后，”士”或”士人”才逐渐成为一般读书人的泛称，不再特指品官。

于丹告诉我们”士”这个阶层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如果她接下来说的是宋朝以后的某部作品，还情有可原；但如果接下来说的是《论语》，那么她的解释就未免太过笼统，太不体谅读者了。

”君子喻于义”中的?”义”能理解为”适宜”吗

唐唐

《于丹〈论语〉心得》在第59页写道：

”但孔子认为谋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不能不走正路，一心想走捷径，一心想贪小便宜。孔夫子认为，走正路还是走捷径，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义-就是-宜-，也就是说，君子走的始终是一条适宜的正路。而小人则一心看重私利，在一己私利驱使下很容易走上

邪路。”

孔子的这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许多人都耳熟能详，一般将这句话理解为：”君子知道的是义，小人知道的是利”。于丹教授为什么要将这里的”义”解释为”适宜”呢？

《中庸》说：”义者，宜也。”《说文》段注：”义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在这里”宜”应该与《新华词典》上的解释比较接近：”正确合宜的道理或举动”，而不是于教授解释的”适宜”。网友塞外李悦也对于丹的解释提出了异议：”到了唐代，韩愈在《原道》中给”义”下了定义，他说”行而宜之之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