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和林义秀又气又急，赶紧向本庄繁报告这一“意外”的紧急情况。

本庄繁也着了慌，第一时间亲自给马占山发来电文，变着法想哄他回来。

马占山曾经要求本庄繁实践当初“不驻军”的诺言，命令齐市的铃木旅团撤出江省。

本庄繁当着面满口答应，一转身就抛到了九霄云外。

现在他倒是想起来了，不过他把责任都推到铃木身上：我早就让铃木撤兵了，谁知道这小子一直拖着不走，真不像话，我已经狠狠地骂了他一顿（“殊属非是，已令申斥”）。

接着他又对着马占山玩起了忽悠：你快回来吧。这次真不骗你，等你回来，我一准让铃木撤兵（“望回省，定撤退”）。

看着这份电报，马占山仿佛看到了本庄繁那张很傻很天真的脸，他笑了。

都什么时候了，还演这种把戏，很好玩是不是？

老马当即也复一电，拆穿了对方的西洋镜。

他说本庄繁有三个行为最恶劣：

其一，先答应撤兵，后来又不肯了，是“毫无信义”。

其二，犯了错就拿别人顶杠，自己装老好人，太“丑”。

其三，说来说去，还不是想把我诱回去活逮，真是“狼子野心”。

最后他毫不客气地扇了这位关东军司令官一巴掌——

“誓必灭此丑类，复我疆土”！

在打嘴仗这方面，被骂为“丑类”的本庄繁，向来不是老马的对手。

夜幕下的哈尔滨

等到李顿调查团来到他们在东北的最后一站——哈尔滨，中国顾问顾维钧提出，既然到了黑龙江，不应该不会晤一下对伪满问题很有发言权的马占山。这是一个活证人。

这些日子处下来，李顿团长对这个见识广博、举止得体的中国人已经是信任有加，对他的话也基本上是言听计从，因此老顾一提议，他马上就表示赞成。

“抵抗将军”马占山的名字，此前通过江桥一战的哄传，调查团成员没一个感到陌生，大家对见一下这个重要人物也都认为绝对有必要。但问题是怎么个见法，或者换个说法就是需不需要征得伪满的同意。

调查团内部就为此议论开了。

顾维钧站在中国的立场，当然希望能够绕开伪满，直接会晤马占山。这一提议除获得李顿的首肯外，来自美国的麦考益少将也予以支持。

但法国的克劳德中将提出不同意见，他要求大家注意一个事实，那就是此时距离马占山反出朝歌城已经一个多月了，这个马占山已不再是伪满的重臣，而是“叛将”！

据说他现在还在策划进攻哈尔滨，如果调查团招呼都不打一声，就直接去见马占山，万一被伪满知晓，会不会因此刺激他们，反而把事情弄糟呢？

经克劳德这么一说，众人都沉默了。这些天来调查团的处境大家都切身感受到了，不管怎样，表面上伪满和关东军还是装得客客气气。不过再怎么装客气也有一个底线，一旦无意中触碰了这个底线，导致他们不惜撕破脸皮，无论是对调查团本身的安全状况还是今后的调查过程，无疑都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各种困难，毕竟这个地方实际被他们控制着。

最后还是调查团秘书长哈斯拿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双管齐下，一面与伪满交涉，看看他们能不能同意；另一方面再找找机会，看是不是有其他可与马占山直接达成双方会晤的办法和途径。

也只好这么办了。

一听调查团说想和马占山见面，日本政府和伪满果然双双跳了起来：不同意，坚决不同意！

芳泽外相当即指示日本驻哈尔滨领事，要求对调查团的这一要求不予协助。

那个来自台湾的政治暴发户，远在长春的伪满外交总长谢介石，一改其原先对调查团的“百依百顺”，立马给李顿发来了一份态度相当激烈的电报。

在电文中，他气急败坏地说：现在哈尔滨周围要造反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凶猛（“匪贼猖獗”），这都是调查团想和马占山见面引起的结果。

我估摸着，里面少不了那个顾维钧给你们出主意（倒猜对了），说不定还有张学良在背后让马占山这么做。你们再这么搞下去，为了维持“治安”，我们“满洲国”就得采取一点什么措施了。

调查团并没有被谢介石的电报吓住，仍以“委员会为完成其任务，有听取两方意见之必要”为由，继续向伪满提出交涉。

看再不出来不行了，名义上虽然是伪满外交次长，但实际掌握实权的大桥只好站出来摊了底牌：马占山是利用你们来满洲调查的机会来反对我们的，如果你们要见面，“必将影响满洲国的治安和利益”，所以我们对这个要求无论如何不能答应（“殊难同意”）。

大桥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调查团自从提出要见马占山的交涉后，警察们便忙开了，除了中俄便衣外，连原先装模作样、犹伴琵琶半遮面的日本警察也跑了出来，他们以保护调查团人员安全为名，带着枪在旁边寸步不离左右，弄得空气十分紧张。

到这个地步，通过伪满公开会晤马占山自然是进行不下去了。

试试另一个渠道吧。

调查团准备绕道苏联，到海兰泡与马占山见面。海兰泡位于苏联边境，与黑河仅一江之隔。日本人闻悉后，立刻派其驻长春领事向苏联驻哈尔滨领事发出警告，要求苏联不得向调查团提供任何方便。

苏联那阵儿本来就与中国断了交，“九?一八”事变后一直采取不介入的态度，而且斯大林那时候正忙着搞集体农庄和第二个工业五年计划，无暇分身，在对外交涉上能装熊就装熊，能少一事绝不多一事，自然不会为了一个国联调查团给自己惹上麻烦（当时苏联还不是国联成员，至年底才加入），因此日本政府那边一发话，他们就找理由推脱，拒绝给调查团成员发放通行证。

随着苏联这条路线的断绝，调查团一时无计可施。但让他们颇感意外的是，这时候神通广大的马占山却自己派人找上门来了。

马占山一共派出了两个人，一个叫姜松年，一个叫王子馨。但两人命运并不一样，王子馨不幸被日军抓住，在搜出马占山给调查团的信件后旋被杀害，姜松年则顺利地潜入哈尔滨，并闯关成功，走进了调查团所居住的美国领事馆。

我曾经想过，在这些英雄闯关的过程中，一定有许多我们这些后人尚不了解或没掌握的历史内幕。

比如马占山在哈市可能有内应，做过相当周密的布置和安排；又比如在双方未正式见面前，在如何更好地避开日伪耳目方面也一定达成过共识，并有过一些巧妙的设计，否则的话，很难相信姜松年能够顺利地穿过那么多关卡和盯梢，如愿以偿地见到调查团。

夜幕下的哈尔滨啊，我不知道，在你的心灵深处，曾潜藏着多少血泪凝成的英雄传奇。

姜松年此行向调查团说明了日本策划成立伪满的经过以及马占山抗日的前因后果，并接受了以麦考益少将为首的调查团成员的问询。

作为马占山委托的全权代表，姜松年给调查团留下了思维敏捷、反应迅速的印象，在很多现在看来都极其困难的问题面前，他不仅没有被“绕”进去，还很高明地点出了问题实质，同时又做了符合事实的清晰回答。

有兴趣的话，我们不妨也跟着姜代表来解答其中的一个问题。

麦考益：有一种说法，马占山的部队所佩臂章均为红色，有这事吗？

如果我们不知道背景，肯定会以为调查团的同志因为一直被关在房间里不得出去，所以闷得慌，喜欢搞搞八卦。但其实这个问题相当敏感，如果回答得不好，马占山抗日不仅不会引起国联及英美国家的同情，还可能导致他们的反感。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红”字。

早在江桥抗战时，由于马占山指挥的部队有了那么一点好武器（其实说白了，就是那些捷克式机枪），关东军在吃了亏后，就大呼小叫，说马占山一定得到了苏联的支援。

苏联要是掺杂在里面，问题就很复杂了，日本会否认它是对中国侵略，而可说成是像日俄战争时一样，在与苏联进行争夺。更何况，苏联当时打的是旗号，英美搞的却是资本主义，虽然两个主义的矛盾还不像后来那么激烈，但起码属于两个意识形态的阵营，彼此都看对方不顺眼。

苏联革命，舞的是红旗，红是它的代表色，故麦考益有此一问。

姜松年怎么回答的呢？

姜松年：日本兵也戴红帽子，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当时日军里面也流行过一种帽子，中间有一道红杠（有兴趣的朋友可参见“林志玲军帽”事件），所以姜代表有此妙答。

听到这里，参加问询的人都忍不住笑出了声。

姜松年兴致也来了，便趁势给老外们摆开了山海经：红，在中国有铁血的意思，可用于表达誓死相拼的勇气。对了，咱这儿过年的时候还用红呢，比如说贴对联，发红包，喜庆吉祥啊……

这回，连我都笑了。

姜松年的机智果敢，得到了与他会面的几乎所有调查团成员的好感。他们既佩服这个年轻人的勇敢，又觉得很好奇：这里龙潭虎穴，危机四伏，你不怕吗？

姜松年笑了笑，说：怕！——不过那是在未能见到你们之前，那时候我很害怕，害怕完不成马占山将军交托给我的使命。

现在，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即使遭遇毒手，也没有任何可遗憾的了。

一言已毕，掷地有声。在座众人均肃然起敬。

在结束这次长达4个小时的会谈后，姜松年还按照马占山的嘱咐，盛邀调查团前往海伦晤谈。然而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允许李顿等人这样做，因为日伪早已放出话来，如果调查团敢贸然去见马占山，就将撤回所有警备和保护，而这就意味着调查团的人员将得不到应有的生命安全保障。

日本人的不择手段早已是尽人皆知。面对暴力，也许更有用的是智慧。

姜松年走后，李顿似乎完全把会晤马占山的事给忘了。但就在东北的调查即将结束，日本人的神经也已经松弛下来的时候，这位英国爵士终于显示出其高人一筹的办事能力，证明国联在挑选调查团团长这件事上还真没看走眼。

简单来说，他一共办了两件事。

一件是达成了与马占山会晤的愿望。

当然，李顿没有亲自去，调查团成员也没有去，被派去的是两个老外记者，一个美国人，一个瑞士人。

但这就足够了。李顿基本达成了他想要达到的三个目标，即见到了传说中的马占山本人；确认了作为特使的姜松年的身份；让当事人重现了日本制造伪满政权的事实过程。